云迹青年｜儿童主任：在边疆乡土与儿童共同成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是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县，却也是全国最早一批的“儿童主任”模式先行示范县。当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之为“赤脚社工”的中国儿童主任制度，聚焦到陇川县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儿童主任身上，这条探索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道路布满了荆棘。

陇川县景罕镇景罕村儿童之家

一般来说，儿童主任先由村委会从本村村民中推荐，最后由县民政局考核产生，学历高中及以上，是选聘儿童主任的标准之一。但是，如果在陇川实行这一标准，儿童主任制度将寸步难行。

陇川集边疆、多民族、欠发达、直过等特殊的区位和历史原因于一体，教育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初中学历的相对较少，高中学历的更是少之又少，高中以上学历的都外出求学或打工。我们第一批儿童主任均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后面儿童主任制度逐步普及，非得要求高中及以上不现实。”陇川县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股长张发勇说。

板小莲带领本村的儿童开展手工活动

板小莲是陇川县唯一坚持到现在的第一批儿童主任。她曾当过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在景罕村算是文化水平高的，然而这种高也仅是相较于一般村民。板小莲记得当时考试的内容之一是在电脑上打几个字。“当时我也不怎么会，成为儿童主任之后才慢慢学会使用电脑。”

板小莲成为儿童主任后的第一台电脑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民族性。陇川拥有大量的民族村寨，以设立过儿童之家示范点的拉影国门小学为例，该校有100多名外籍学生，龙安村95%的村民是景颇族，番乐村98%的村民是阿昌族。在儿童主任的选择上，会不会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至关重要。

2012年，景罕镇广帕村开始实施儿童主任项目，第一任儿童主任是位擅长与孩子相处的女性，但村子里70%的人都是景颇族，她不会说景颇话，工作难以开展，加上薪资待遇太低，没多久便离职了。

2018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省民政厅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支持下，陇川户撒阿昌族乡实现11个村儿童之家全覆盖。在明社村，不少村民外出务工，留下儿童多和爷爷奶奶居住。这些年长村民无法熟练地使用普通话，甚至听都听不懂。阿昌族姑娘佟往艳在开展儿童工作时，少不了和他们沟通交流，会讲阿昌话、懂阿昌族的习俗让她开展工作更加顺利。

“当儿童主任，比学历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和细心，我们选拔儿童主任时更看重这‘四心’。”张发勇说。如今，陇川共有77名儿童主任，他们守护着50723名儿童，为1236名农村留守儿童，4041名困境儿童提供服务，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儿童福利服务保障体系。从2010年的10名到如今的77名，在谁来当儿童主任这个问题上，陇川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什么是儿童？这是儿童主任首先要搞清楚的概念。古时，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将儿童称为赤子、垂髫、幼学、总角、豆蔻……现在，人们习惯把儿童叫做“小孩”“娃娃”。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儿童”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好像在发觉小孩长到一定高度或者小学毕业时，人们就默认他们不再是儿童。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年龄分段，17岁以下的为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儿童主任服务的对象，是村中所有18岁以下的所有人。

“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我在想儿童需要做什么工作。家家都有父母，大一点就去学校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板小莲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每年会为儿童主任提供1至2次的专业培训，帮助儿童主任尽快上手。

“我们每年在当地举办两次线下培训，同时配有线上课程，儿童主任必须通过我们的考试才能上岗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谷雯燕说。在该研究院开设的社区儿童社工初级网络课程中，有“什么是儿童权利”“什么是儿童社会工作”等概念性内容，也有“首次入户家访的程序及技巧”“如何填写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等实用性技巧。

参与培训并通过考试后，板小莲在景罕村村委会的帮助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集了景罕村23个自然村 34个村小组1200多名儿童的数据。“我才知道儿童是有分类的。”看着搜集到的儿童数据，板小莲对儿童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张发勇参加“儿童主任专业化发展交流会”（张发勇为右一）（图片来源：公益时报）

张发勇介绍，儿童主任的工作职责三个，一是为全村儿童建立档案并定期更新儿童动态，二是根据不同儿童的情况开展救助，超出民政范围的需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推动事情及时解决，三是定期组织儿童活动。“信息要准确、底数要清、政策要了解，要让儿童的每一件事都有人来管。”张发勇觉得，儿童主任是一座桥梁，最终的目的是让关于儿童的福利政策落到实处。

佟往艳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儿童主任专业化发展交流会”并在会上分享经验（图片来源：公众号“儿童主任”）

佟往艳在工作中，曾遇到过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小田，父亲去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小田在家中无人照料，吃不饱穿不暖。佟往艳关注到小田的情况后，首先给小田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应对当下的困难，后针对小田的情况进行了强制报告，上报儿童督导员和乡镇民政办，确认其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办理事实无人领养儿童，需要有孩子母亲的智力残疾证和父亲的死亡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佟往艳经历了很多波折。“她刚开始不信任我，也不懂什么是残疾证，想带她去州医院做残疾鉴定，她就只知道是去医院，一直很抗拒。”为此，佟往艳买了很多东西，像哄孩子一样劝她，还找来了她的亲戚邻里一起帮忙劝导。

去医院这天，小田的母亲穿了一双没洗干净的拖鞋，走了一段路后脚开始出汗，鞋子就开始不停地冒泡泡，佟往艳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她很开心，像小孩子一样。”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医院后，佟往艳的丈夫去挂号，她负责看护着小田母亲。检查结束后，一个转身的功夫，小田的母亲便不见了踪影。“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我把她弄丢了。”佟往艳和丈夫到处寻找，最后发现这位母亲是躲在隐蔽的地方上厕所。

最后，小田被送往儿童福利院得到了妥善地安置，并联系敬老院对小田母亲进行照顾。

佟往艳在儿童之家组织“未成年人保护法”宣讲主题活动

佟往艳在2023年被评为云岭最美儿童主任，她在儿童福利和保护方面的工作经验得到了村民和有关部门的认可。2023年5月，她到北京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和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儿童主任专业化发展交流会”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佟往艳对个案服务越发得心应手，板小莲的学习笔记记满了10多个本子，一次次的培训，一次次的实战，让佟往艳和板小莲们快速地成长起来。

“妈妈（爸爸），我爱你。”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情感表达，但在户撒乡明社村开展的一次亲子活动中，这是一句需要酝酿许久，难以开口的示爱。

佟往艳参加了儿童主任的培训后，意识到好的亲子关系对于儿童的成长非常重要。明社村也是阿昌族居多的民族村寨，父母和孩子之间很少有情感交流。于是，佟往艳便在村里组织了一次亲子活动，让孩子和父母亲口说一句“我爱你”。“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带了妈妈来，只有两个孩子带了爸爸，开始的时候氛围很尴尬。”孩子站在父母面前，眼神躲闪，迟迟不肯开口。在中国式亲子关系中，爱可以是具体的行动，却很少会转化成语言。

佟往艳入户家访开展儿童主任

在佟往艳的引导下，孩子们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爱你”，父母听到这三个字时，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两位扭扭捏捏的爸爸也不自觉地笑出来。不会表达爱，并非无需表达爱。佟往艳尝试教会村里的父母、孩子将爱溢于言表，情感外露或许是亲子关系中最温和的润滑剂。

“在帮助儿童时，要针对儿童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有的是情感需求，有的则是物质需求。”板小莲说。

板小莲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来源：德宏州委宣传部）

板小莲曾帮助过一个受影响的儿童，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失联，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患病的外公。板小莲问她，心里平时会想些什么，女孩说想妈妈。“你就把我当妈妈。”板小莲主动承担起了照护她的职责。

“我带着她赶集，买给她一杯豆浆，让她在摩托车旁边等我去买点菜。等我回来时发现她手里的豆浆没有了，一问才知道她把豆浆给了一个带着娃娃卖菜的老爷爷。”板小莲问女孩，为什么把自己都舍不得喝的豆浆给别人？“他们比我还可怜。”女孩的回答让板小莲心生感慨，一个善良、乖巧的女孩，却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毕业后，女孩为了谋生，加入到了外出务工的队伍，板小莲无法给予女孩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却在女孩最无助的年纪给了她妈妈一般的温暖。

还有一位残疾儿童小勇，腿脚不便行走。但怕同学笑话，小勇每次都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走路去上学。板小莲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去和学校和老师沟通，并到小勇班级里去和学生们普及相关知识。在板小莲和学校、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同学们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小勇，小勇也不再自卑，还主动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针对残疾儿童，板小莲还会积极组织其家长参加专业的残疾人护理培训，让家长能更科学地照顾残疾孩子。

现在，板小莲在儿童之家还有许多“助手”。那些她曾帮助过的孩子，时不时地会回来帮忙。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只要有空，他们都会回到景罕村帮“板妈妈”开展儿童活动。

李正传的微信头像是一群孩子在田野间，笑着指着天边的彩虹。这是他还担任儿童主任时，带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活动，偶遇大雨，他和孩子们在茅草屋里避雨。雨后天晴，天边挂起一湾浅浅的彩虹，孩子们开心地指着彩虹，李正传抓拍下这个瞬间，并一直将其用作微信头像。

李正传喜欢给孩子们拍照，在他的镜头下，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2011年，李正传成了广帕村第二任儿童主任。作为陇川乃至全省为数不多的男儿童主任，李正传和孩子相处的方式更多是寓教于乐。“无论何时都站在他们那边，取得他们的信任，再慢慢引导他们改正缺点。”在李正传“朋友”式的陪伴下，村里的孩子越来越信赖这个“管孩子的同志”。

李正传带着孩子们去山林里玩耍，到田野中野炊，在蓝天、草木、溪流中将家乡的变化讲给孩子们听，教会他们要热爱这片土地。

李正传担任儿童主任时和孩子们的合影（图片来源：公益时报）

2017年，李正传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主任岗位。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薪资待遇。儿童主任的每月补贴从2010年的600元涨到了800元，后又提高到每月1800元，但对于已成家立业的李正传而言远不够日常的基本开销。

如今，李正传是广帕村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虽不再担任儿童主任，但他时刻关注着儿童工作。“我带的第一批孩子现在已经步入社会了，没找到工作的，我会尽量帮忙。”

李正传在村里开了一家劳务公司，对于村里那些早早步入社会却没能掌握一技之能的青少年，他会带着身边培养锻炼一番。待他们有了一定的能力，李正传再尽自己所能帮他们找工作。

“我们常说儿童主任是‘赤脚社工’，他们像是以前的乡村医生，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管。但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怎么干好活。”张发勇说，培养一名儿童主任并不容易，但因薪资待遇、工作强度等因素，儿童主任流动性很大。“即使再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保证不了基本的生活，也难以坚持下去。儿童主任有家庭之后，就不能只讲情怀了。”张发勇说。

2017年，在多方努力下，陇川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被纳入县财政购买服务，儿童主任每月可领到1800元的工作补贴。为激励儿童主任，陇川实行儿童主任工作考评制，采用事业干部管理方式考核儿童主任，根据考评发放工作绩效，工作出色的儿童主任将获得经费补贴。

赤脚走路，行之不远。张发勇觉得，应从顶层设计上给予儿童主任更多的福利保障，才能留住人才，更好地推进儿童福利服务保障工作。

“现在儿童主任一般还要承担村委会其他工作，工作非常繁杂，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工作中。”佟往艳希望儿童主任能专职化，一方面待遇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能专人专岗地服务儿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以《中国儿童主任制度：“赤脚社工”专职化之路》为题进行过主旨发言，他认为儿童主任制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意义在于：一是“一个人”实化“一个家”“一个体系”，儿童关爱保护制度化；二是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充实，儿童关爱服务形成复合型依托；三是财政投入与社会力量协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促成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新格局。

李正传的微信头像

儿童主任专业化，专职化之路仍在探讨当中，而陇川儿童工作的另一个迫切需求就是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和发达地区的儿童主任比，没有项目经费，没有资源，甚至每一位儿童主任都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张发勇曾多次赴北京参加儿童工作交流会，听完其他省份的经验分享，他觉得陇川能将儿童主任项目做好实属不易。

目前，陇川县民政局、共青团等在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中也在积极引入社会力量，鼓励村儿童主任、乡镇儿童督导员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发展志愿者力量，参与到儿童之家日常管理和活动开展中，并不断拓宽开展儿童工作的资源渠道，联动学校等组织为儿童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福利保护。

此外，采取一些措施积极鼓励离开儿童主任岗位的同志继续为陇川县儿童工作发光发热，鼓励他们参与到儿童主任培训中为新任儿童主任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鼓励部分优秀儿童主任成立社工组织，购买儿童类的政府服务。

陇川县户撒乡明社村儿童之家开展“生命教育”主题活动

儿童主任制度从无到有历经波折，“赤脚社工”的鞋要想做成也得花些时间和精力。未来是未知的，但也是可期的。

作为第一批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试点县，陇川县一直在积极探索，着力构建党委主导、政府统筹、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服务格局，形成了服务内容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水平专业化特点的“陇川经验”。

“让他们明白自己可以有梦想，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他们长于贫瘠，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可以不贫瘠，他们的未来可以不贫瘠。”板小莲在2023年的儿童主任心得体会中写道。

在陇川这座边境小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空间里，儿童，都应该在未来自由地盛开。

云迹青年融媒工作室 出品  

作者：吴沛钊 云南师范大学 杨荣选 

编辑：代骄阳 郭建丽

海报设计：张哲浩

审核：贺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