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年前工匠在玉石上开出的精美凹槽、码得整整齐齐的石斧坑、填有大量玛瑙籽料的磉墩……

记者23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三星堆公布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为大量出土珍贵文物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还为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新发现填补三星堆考古空白

“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填补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难掩兴奋。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2022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接续努力，在三星堆遗址上新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石器生产加工相关堆积等各类遗迹400多处，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等4000多件。此次新发现年代比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更早，碳14测年指向了距今3500年至3400年的商代中期，为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精美玉石器找到了“生产车间”，进一步揭开三星堆的面纱。

坯料、废料、成品、半成品……记者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库房内见到了部分“新鲜”出土的文物，许多玉石器上还有明显的加工痕迹。新发现集中分布的玛瑙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积、石器坯料堆积、石器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石斧成品坑等，与玉石器生产加工密切相关，代表着生产加工的不同环节，考古学家初步确认新发现的这些遗存为玉石器作坊。

“从1934年开展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开始，90年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论是城墙、大型宫殿还是祭祀区，都很好地呈现了三星堆遗址的本来面貌，以及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告诉记者。

然而过去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仍存空白。“三星堆出土玉石器原料来自哪里？制作工艺技术是什么？生产流程和流通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这次的考古新发现，得到有效解答。”雷雨说。

一部辉煌古蜀王国的历史，其中到底有多少美丽动人、浪漫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三星堆，令人着迷，引人探索。三星堆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中华文明的古蜀篇章，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

在解答玉石器来源问题的同时，此次新发现也为未来的工作目标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雷雨介绍，商代大型都邑手工业作坊往往位于同一个区域，相当于现代的工业区，或许可以由此顺藤摸瓜，寻找青铜器制作作坊、金器制作作坊等。

新出土文物再证多元一体

“你看这件新出土的玉石器残件，侧面的弧形齿做得像竹节一般，弧度和线条都打磨得细腻光滑；还有这件玉凿，只有3厘米长，一看就是用余料加工的，推测这是类似小的祭祀用品或装饰品。尽管残缺，但它们做得这样精致，器身光滑、刃部细腻，说明当时玉料很珍贵，工匠非常珍惜原料。”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方说。

作为全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器形丰富、数量庞大。这些玉石器同样蕴含着夏商周时期“以玉礼天”的文化内涵，证实了中华文明既丰富多彩，又多元一体。

此次新出土的文物多为残片。“这些废料、半成品或许不如成品那么起眼，但都在给人们讲故事。”王方说，数千年前三星堆工匠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玉石料加工技艺，他们将丰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赋予手中的作品，在一件件小小的器物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让人们感知到先民的创作智慧、理念和精神。

其中一件玉石上阳刻的侧身人像，头戴冠帽、橄榄形眼、高鼻梁、大嘴巴，生动的形象和精美的工艺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神）像如出一辙。

“雕琢方式和后石家河玉人（神）像非常相似，造型、钻孔方式也一样，很可能是一个来自石家河的‘礼物’，说明长江上游和中游在数千年前就有交往交融。而无论是玉石侧身人像，还是三星堆立体的青铜人头像，都有中华文化早期祭祀属性，表明两者具有相似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渊源。”王方说。

考古学家分析研究发现，三星堆玉璋的器形和纹饰受山东龙山文化、陕西石峁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影响，玉戈造型与湖北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玉戈相近，玉琮、玉璧的造型特征具有典型的甘肃齐家文化风格……而且三星堆青铜尊、罍出土的时候也盛装着玉器，这种玉器用法也见于我国其他地区。

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的玉器种类、形态和用法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具有相似性，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新实证明确古城布局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以及新发现的建筑基址的分布、朝向等，明确了三星堆古城的布局。结合之前发现的祭祀区、宫殿区等的排布，3000多年前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尽收眼底。

许丹阳介绍，新发现建筑的营造方式很丰富，15个椭圆形的磉墩，填埋红烧土碎块，有的混入大量小颗的玛瑙籽料，共同构成柱洞式大型建筑的基础。考古工作者可以从这些仅存的遗迹判断建筑的大小、方位、朝向，也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建造房屋的。

“建筑的面积大约150至200平方米，虽然比之前发现的三星堆青关山宫殿要小，但也不是普通民居，应为高等级人群使用的建筑。”许丹阳说。

同时，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石器作坊朝向、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等，都和之前发现的8个祭祀坑、青关山宫殿，乃至整个三星堆古城的朝向等完全一致，呈西北—东南走向。

“这一切应不是巧合，似是古人有意为之。此次确认了三星堆古城水门、城门、道路，之前已经确认了四面城墙的位置，加上穿城而过的古老马牧河，通过考古学家持续不断的工作，三星堆古城的构造已经初步浮现在世人眼前。”孙华说。

若从空中俯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城，会发现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悠悠的马牧河从城内蜿蜒而过，将三星堆古城划分为南、北二城，北边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南边有祭祀区，东、西分别有水门，四面宽厚的城墙拱卫着都城，多座城门和出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边联系起来。

孙华告诉记者，三星堆考古过去比较重视年代研究，对横向空间的关注往往不够。这次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就是深化了对三星堆古城空间布局的研究。

“对三星堆古城布局规划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数千年前的三星堆先民在观天文察地理、营造城市方面的智慧和能力，也显现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孙华说。

新华社文字记者：张旭东、叶含勇、童芳、施雨岑、康锦谦 图片：新华社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新华社成都7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