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六年级，终于盼到海边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了。课本早已丢弃，讲《翻越夹金山》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那带有明显白族口音、抑扬顿挫的话语，把我们带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中，至今言犹在耳。听他的课，津津有味，总希望下课钟声莫响。偶尔他不来上课，我们便怅然若失。
海边老师不姓海不叫边，姓杜，来自洱海之滨，在我们心目中，“大理”、“洱海”是一个美丽神圣而又远不可及的地方。这叫缘分，我们崇拜他。
我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最怕被课堂提问。一次杜老师突然提问我：“‘中耕’的含义是什么？”我没有思想准备，弹簧般起立，心早提了起来，想着有个“耕”字，结结巴巴地回答：“中耕、中耕……就是犁田犁地。”他把脸一沉：“农家儿子不懂农事！犁田犁地是春耕秋耕，中耕是指薅锄施肥灌溉！”说着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薅锄”二字，夸张地重重圈了一圈。同学们一片轰笑，我脸如灯笼，大脑一片空白。写了几行板书转过身见我还站着：“站着干什么？回答错了，也不至于罚立正嘛。”教室里笑声一片，我也就不紧张了。
作业少，课堂完成。课外，杜老师出奇地活泼。低年级学生爱玩“斗斗鸡”，他觉得新奇，让我们多上几人与他斗。立即就有四个顽皮学生响应，从四面围攻他，齐心协力把他攻倒在地，引得师生拍手喝彩。那时学校条件简陋，好多事情都是校长老师们带着学生自己动手。杜老师从公社铁业社陈师傅那里借来斧凿墨斗锯子，做了一副单杠，辅导示范做大回旋、杠上倒立，让我们惊叹不已。他喜欢打篮球，球技不错，高中时是校队队员。我看过他的球队合影，黑白照，年轻英俊的十二个小伙子，运动衫胸前印着行草“西洱”两字，洱海西边的意思，很让我们羡慕。机关有块土球场，他时不时约公社机关职工打一场，或吹哨或上场，引得四周拥挤，哨声掌声欢呼声，送走了多少个快乐的傍晚。
杜老师的嗓音有点沙哑，歌却唱得好，节拍准，能变调，可见那时的高中生基础全面。“四清”时，州电影公司派了一支放映队，南片三个公社巡回放映。有部片子叫《夺印》，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插曲很好听，尽显江南水乡风格。杜老师把词曲记下来，音乐课教唱，次日，“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把臂摇……”唱响校园。他三弦弹得好，二胡拉得好，说差点进了白剧团。三弦自己做，有点粗糙，弹着弹着，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哎———英台提起笔依哟哎依哟，两眼泪汪汪；忽听梁兄有急病，教我心不安……”唱的是大本曲《英台哭五更》，一腔一板，凄婉哀怨。二胡拉的多是《二泉映月》、《病中吟》之类名曲。他没有二胡。可能放在老家了，常让我去向他老乡、供销社小张叔那里借，过一久又让我还，还嘱咐：“搭我谢谢他！”那把二胡质地好，拎着沉甸甸的。有段时间学校搞基建，我们挤着住在教室里，与他一楼，晚自习后常请他拉，学会了白族乐曲《大哭板》、《小哭板》，白剧《苍山红梅》选段。几个女生缠着要学二胡，我很想学，不好意思，在外边听着。杜老师拉了两弓空弦：“里弦外弦１５或者２６定音，以此类推。三个指头三个音，组合为音阶……”我领会了，她们还一头雾水。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白族音乐，源于少年时杜老师的熏陶吧。
学校办起学生食堂。“除了阶级斗争不缺，其它什么都缺”，食堂境况无需描述。冬腊月，杜老师与食品小组负责人商量，派我们高年级男生去腌肉，无工钱，拿回两个猪头改善生活。春天，我们去白竹山深处采蕨菜、杜鹃花、树胡子。一次在涧里捉石蚌玩呆了，黄昏时听到杜老师在涧边山坡上呼喊：“苏建中———苏庆福———蒙正和———”急急往回赶，他带着几个同学拿着手电、火把找来了，此后再也不准学生进山。
一天下午，杜老师上课时不再谈笑风生。晚自习后杨副校长悄悄告诉我们：“杜老师老人不在了，你们明早起早些煮饭，他回大理……”我们慌了，手足无措，约着去看他，还在门外，一片哭声。老师回家路远着呢，两天山路到平坡才搭得着车。次日未及天明，我们送他到牛街丫口，谁说了一句：“老师工作调动，不回来了……”又是一片哭声。杜老师把我们劝歇：“一个星期，我回来上课！”
１９６６年７月，该升初中，“文革”来，乱了套。我们真苦，沦为“小三届”。１９６８年５月，我辍学回家务农。次年完小开办附设初中班，杜老师三番五次带信来，那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家庭出身富农，进不去的。几年后杜老师调到平坡中学，曾给我来过一封信，退休后回了大理。依稀记得他说过“家在洱海边沙村，海心亭附近……”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州作协通知我参加海心亭笔会。我欣喜若狂，住下后就去打听。先问年轻人，说是不知道这个人。再问上了年纪的，我一口彝族汉话鼻音太重，大爹大妈听不懂，他们讲民家话我又听不懂，终究没有找到，憾事一桩。
转眼间，四十度春花秋月从指间滑过，杜老师当是七十四五高龄了。点名当年同班学子，务农２１人（村干部２人），当兵３人，进机关８人，没有一个国民教育全日制大学生；３人先后作古。
时间已将多少往事消磨，唯有师生情谊，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海边老师，你在故乡还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