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父亲从那尘封已久的小木箱中翻出那百十本连环画，戴起老花眼镜翻看，脸上不时露出微笑。使我不禁想起了在那个年代购买连环画的故事。
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全家六口人，父亲在远离我们三十多公里的小学教书，只有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由于家庭困难，四姊妹中我是老大，从九岁开始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给庄稼施化肥，拣稻穗等较轻一类的农活，生产队适当给记一至二分的工分。在那个年代，像我一般年纪的伙伴给集体做农活挣点工分是平常事，生产队按工分分配粮食，到了年底还按工分进行分红。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不仅未分过钱，还要在父亲那微薄的工资里抽出一点“补社”。
“补社”一词也出自于那个年代。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年终决算中，以全年生产的粮食和其它经济收入除以全部工分，产生出工分值，然后又按各家所领取、预支的粮食和现金进行折算，多退少补，补的部分就是分红，退的部分就叫“补社”。
那个年月，看连环画就是我们的课外生活。拥有一些连环画，就在伙伴中有了炫耀的资本。
记得那年，供销社代县新华书店售连环画，一本只几分到一角几，内容有好多，看得我眼馋，一直想买几本，甚至想有十多本。
那时父母没有闲钱供我们买小人书，提都不敢提。经过多日的思考，我慎重地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放学后和星期六、星期天尽量地帮母亲出工挣工分，但在年底分红时要给我一元钱，我买几本连环画。记得母亲当时用焦虑的目光犹豫了一阵，才坚强地点下了额头。
一块钱在当时对我的诱惑力是很大的。为了心中那点愿望，我付出了很多，只要是我能干的，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在那读书无用的时代，我便投入到了劳动挣工分的行动中，想得到的也只是那一块钱兑换的几本连环画。
终于熬到了年底生产队通知开会分红的那个夜晚，我急急忙忙地催着家里赶快吃完饭去分红。母亲安顿好了几个弟妹后，便带着纠缠不已的我到了会场。
假设年纪大一点的话，我会从母亲那忧虑的目光中悟到什么，但兴奋的我只希望从生产队会计口中听到母亲的名字和我家分红的多少。
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生产队会计按照各户家长姓名排列习惯，将生产队核算的工分值和各户已领取的粮食、预支的现金扣减，逐户通报应分红的数额时，心里感到不自由的紧张，恐怕听到“补社”二字。可不然，我母亲的名字排在了第七位，我顿时屏住了呼吸，认真地将每句话都记住。当听到“字兰香户，人口五人，已领取粮食×××斤，已预支现款××元，分红总额应合×××元，扣除已领粮食和现金，应补社一元”时，我所有的希望被抹杀掉了，一年和母亲的辛勤劳动竟换得的是“补社”，我忍不住内心的失望和痛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都在专心致至地听取生产队会计给他们通报一年的劳动成果的乡亲们，忽然耳边炸出的哭声，大家都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大姑、大姨们问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的母亲已和我一样泪流满面，经不住大家的询问，和他们说了我今晚只要分红款一元的事。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大家都致以了轻轻的叹息。有一位大姑对母亲说：“我借你一元，就说是分的。”我在痛泣中，也听到了她们的话。母亲无奈地在大姑手中接过一元钱，推了推我，哽咽着声音对我说，这是今天分的，给你。
我虽渴望那一元钱，但我也知道那不是我家分的，我要的是自己的劳动报酬，我便固执地推开了母亲的手。已让生活搅得心烦意躁的母亲举起了手，但又不忍心拍在我身上，顿时母子俩相拥而泣，把本来让全队皆大欢喜的分红大会搅得哑雀无声。再在下去我更受不了，我牵起母亲的手说：“妈妈，我们回去吧。”
那一年我十二岁。
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可以说不再为钱而苦恼了。我每月壹千多元的工资，爱人虽然没有工作但做点生意，也有收入。孩子每月要用几百元，开口就几十元，我常常告诫他们，要节约，过去我们……话还没说完，母亲那边甩了过来：你不给我给，算是对你过去的补偿。是倒是，话怎么这么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