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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了“人”的回归

2008-10-31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A3版 作者:张时胜 编辑: 
 
    1978年4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年人手中扬着一张报纸,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里,近乎疯狂地奔跑着、叫喊着:
    “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畜牲’,我是‘人’!”
    平素间畏畏缩缩、沉默寡语的中年人此刻显得是那样的激昂,那样的慷慨陈词。
    “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畜牲’,我是‘人’!”
    那时我10来岁,我不知道对于中年人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一群小孩跟在中年人的背后看热闹。
    中年人的声音有些凄厉,有些沙哑,有些癫狂。我们一群小孩甚至感觉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息弥漫在四周。我们放慢了脚步,远远地跟在后面,不敢接近中年人。
    中年人手舞足蹈,中年人亦歌亦泣,中年人一会奔跑一会驻足仰天叹息。也许是滚滚流淌的泪水糊住了眼镜镜片,他几次几乎跌倒在村中的巷道里。
    一位大伯见到中年人后,扶住他,关切地问:“苏老师,你这是……?”
    中年人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哽咽颤抖着说:“你看你看,政府要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了!我不是右派了!我不是‘畜牲’了,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我是人民教师哪,我是人民教师哪……”
    大伯拿过报纸看了一眼,一脸伤感地喃喃道:“哭吧哭吧,像哑巴一样憋了这么些年,受了那么多罪,造孽啊……造孽啊……”
    中年人嚎啕大哭起来。
    记忆中,他像一个弱小的女子那样以泪洗面,纵情恸哭。他的哭声诉说着深情与悲怆、激昂与温柔、人性与残酷、炎热与寒冷、春暖花开与冰天雪地。那哭声时而轻言细语,时而响遏行云,时而似喃喃私语,时而像激情呼号,倾诉着受苦的人生,阐释着多舛的命运,追想着往日的时光,推想着可能的将来。
    那情景那哭声穿越悠悠岁月,还依稀回荡在今天的我耳边,让我的心绪倏然间飘忽起来,翻腾起来,我被包围在一种凝重而质感的氛围中。他的声音穿过我今日的胸壁,让我的神经依然颤颤地抖动。那哭声,那泪水,震撼和浸润着我的心灵,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无奈和时间的厚重。当年,他的声音穿透我年幼的胸壁时,让我感到惊骇和惶恐。我和一群小孩愣愣地退缩一边,既不敢靠前,又不愿离去。那哭声,那泪水,震撼和浸蚀着我的心灵。
    中年人甩开大伯搀扶的手,又狂奔起来、叫喊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苏老师的故事———
    苏老师原是重庆一所大学的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被划成了右派。后来,他回到家乡。几年后,他寻到了一门亲,做了上门女婿。第三年,他们有了孩子。不久,妻子生病死了。他默默地埋葬了妻子,一个人拉扯着嗷嗷待哺的孩子,那窘境是可想而知的。小姨妹看在眼里,同情在心里。她悄悄地与父母商量,说,姐夫真的太苦了,何况他也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干脆,姐夫和我成为夫妻吧?父母一开始有些黯然,内心既矛盾,又无奈,他们与家族中的长者商量后,犹犹豫豫地同意了小女儿的建议。
    那时,这样的事相当的少,在我们的村子。
    那时,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这无异于乱伦。
    父母一脸沉重地走到苏老师面前。
    他们问苏老师,这样行吧?
    苏老师其实也迷茫得很,他当然觉得续娶小姨妹未尝不可。凭心而论,小姨妹又聪明又勤快,加之自从妻子去世后,他和她就成了家里的骨干力量,经常磋商家中的事务;她还充当了母亲的角色,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料理得活蹦乱跳的。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也滋生了好感。何况,在那样的境地中,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还能怎么样呢?
    苏老师很干脆地点了点头,说,行。
    这样,昔日的小姨妹就成了他今日的妻子。
    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又有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有时竟也开心地笑笑。
    然而,外面的世界对苏老师一家人并非都给予理解和同情,各种各样的议论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上。他们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有一种不堪重负的感觉。每当他们家中的成员走出大门,就会有一些人指指点点,用一种十分鄙夷十分奇怪的目光看他们。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孩还会在某一时刻对着“小姨妹”大喊大叫:“羞,羞,羞……”他只是说:“小弟弟,羞什么呀?”那小孩就说:“羞就羞呗……你知道的呀……”
    她也没有更多地去理会。
    她默默地与丈夫耕作,辛勤地支撑着自己的家庭。
    他更是几乎与外界隔离了联系。他默默地与妻子下地,默默地教育着自己的孩子,之后便默默地偷偷看看自己生疏了的书籍。有时,他会在没人注意的时候,长久地仰望天空,悄悄地喟叹,黯然地思索。
    他脸上的皱纹慢慢地随着又一个孩子的隆重降生而浩浩荡荡地加深着,扩散着。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命运不济的人总是“船漏偏遇对头风,屋漏偏遇连天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某一个日子,一个所谓的工作队来到了我们的村中。这些人好像对村中的大大小小的事非常清楚。第二天,苏老师就成了他们猎捕的目标。成了他们召开大会的祭品。
    一个非常清秀、非常年轻的女工作队员冷笑着猛地拔了一把草,放到苏老师的嘴边,命令道:“右派、畜牲,吃!”
    他倔犟地扭开了头。
    那年轻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十分愤怒、十分恶毒地命令道:“这是给畜牲们的食物,你为什么不吃?”她憋红了脸,那双好看的眼睛被心中的怒气扯圆了,撑大了。
    其他的工作队员也帮着教训道:“这个右派,还真的对政府不满呢!……我们代表政府,叫你吃!叫你吃!不吃就是反对政府!就是罪加一等!”
    女工作队员更起劲地嚷开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苏老师用微弱的声音颤抖地问:“你们……真的是代表政府吗?……是政府叫我吃草吗?”
    那些工作队员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不代表政府代表什么呀?你这是不信任我们,不信任政府!”
    这时,人们看到,这个倔犟的男人将扭到一边的头缓缓地转了回来,面对着那把青草,他坚决地一口一口地吞咽着。
    全场顿时雅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他的妻子在人群中悲伤地低下了头,难以抑制地哽咽着。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渗出来,汩汩的,潺潺的,像一股常年不断的溪流。
    在台上,人们注意到,她的丈夫在吞咽着青草的时候,一颗颗硕大的泪珠也滚滚地从他的眼眶中跌落。
    台下有村民悄声说,太过分了。
    另外的一个村民说,这工作队瞎搞些什么!
    还有的人说,这叫开会呀?狗屁会!
    ……
    胆大的和心中不忍观看的村民悄悄地溜走了。
    会议仍然在进行之中。
    年轻漂亮的女工作队员依然声音嘹亮地训斥道:“你说,你是人吗?你竟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呸!……快吃!快吃!”
    其他一些工作队员也跟着粗声粗气地怒吼道:“右派、畜牲,吃!吃!”
    “右派、畜牲,吃!吃!”
    ……
    那声音似乎挺洪亮的,能够飞越时空,仿佛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偶尔轰然响起,让我惊诧、骇异、悚然。
    大约是1978年底,苏老师离开了乡村,回到了重庆。
    苏老师离开村子的那个上午,我上学去了,爷爷说,全村人站在路边目送着苏老师远去。爷爷说,苏老师走时没有像平时那样低着头走路,他的腰也不弓了。爷爷说,一个有文化的人终归对社会是有用的。
    后来,他接走了妻子儿女———当然那是在妻子的父母去世之后的事了。他们走的时候,温和地挨家挨户地道别。
    21世纪的一天,我在看电视新闻节目时,在停顿了几秒钟的画面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苏老师!原来,他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奖励。
    据史料记载: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
    一个伟大的时代翩然来临,注定了众多的“人”必然在这个时代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辉煌。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这样的话:“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30年过去了,1978年4月的那个下午,苏老师奔跑的身影和叫喊的声音仍旧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我不是‘畜牲’,我是‘人’!……”
    那个下午,苏教师像一个杰出的预言家似的,宣布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这个伟大的时代让被扭曲成“畜牲”的生命回归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1978年,我目睹了“人”的回归,听到了“人”的宣言,这对于我来说,对于中国来说,肯定是一件不能忘却且非同寻常的大事。
(作者为大理州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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