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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到舞台的跨越

2008-10-31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A3版 作者:刘鹏 编辑: 
 
    我1984年离开南涧后,多次看到、听到南涧彝族打歌打到省外、国外的消息,彝族特有的乐器“虫茧哨子———小闷笛”演奏也成了传统的保留节目,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大放异彩。这十分让人欣喜。我在想,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让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观念得到转变,南涧的“彝族打歌”和“小闷笛”会有这样的幸运吗?!
    “文革”前有近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涧县无量公社彝族聚居的山寨工作。对“彝族打歌”虽有耳闻,但从未目睹。还常听当地的同仁说,打歌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活动,特别是从“文革”开始,只要一听说那村那寨那家要有打歌活动,大队就会派民兵去驱赶追逐。记得是1980年春节刚过,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曹德富老师对我说,正月初九碧溪公社的草子山有一个大的朝山活动,穿着节日盛装的来自凤庆、巍山、南涧等地的彝族群众成千上万,而且会有大的打歌场面,给去看一看?这对一直想知道彝族打歌究竟是回什么事的我,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正月初九一大清早,我和曹德富老师从南涧县城乘班车出发,到碧溪公社后,又步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午11点多到了草子山。此刻,做买卖的、朝山的……几乎布满了山岗。笛声响处,打歌已渐入高潮。到中午1点左右,整个山岗都成了打歌场。人们围成一圈圈,少的几十人,多的几百人,不分男女老少,在艳阳下尽情地唱着、尽情地跳着,在人们的脚下,喷起一阵阵黄灰,南涧人常说的“打歌要打三跺脚,跳起黄灰做得药”,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虽没有作新闻报道的想法和勇气,但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不得不拿起我随身携带的唯一工具———海鸥牌120相机,满山岗地跑,有时还爬到树上……直到夕阳西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打歌场。在返程的路上,听走在前面的几位村民议论:前面村里有一户人家盖新房竖柱要打歌庆贺。于是,我俩便尾随前行。天擦黑到了这户人家,只见院中已燃起一堆柴火,并在院台上煮了一大铁锅腊肉稀饭。主人见我们到来,并不见外,十分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吃完饭,打歌也开始了。虽然是家庭组织的,但至少也有六、七十人,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是一家人,只需隔开三、五人即可),围着熊熊的柴火成一个大圆圈,边唱边跳,唱词有互相抬举、挖苦、亲和等多种多样,热闹非凡,即使是背着娃娃的也不觉累。到凌晨三、四点,我们实在困了,只好到主人给准备下的房内休息。到天蒙蒙亮醒来时,参加打歌的村民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得无影无踪。这一天一夜,使我对民间的自发的彝族打歌活动有了真切的认识。
    说来也巧。这一年三月街,州里要举行民族文艺会演。县里决定南涧参加会演的节目就是“彝族打歌”。不知是谁的点子,把组队、带队的任务交给了我。好在有正月初九草子山一天一夜的经历,我便把打歌队员选择范围定在新民、碧溪两个公社。记得到新民公社选人时,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茶增明推荐,他家所在村歌打得好的人很多。当提出直接到村里选人时则告之,可以找人,但不能在村试打,怕群众有看法。最后请他在村里找了七位女青年,到离村一公里多外的一个山岗上表演。虽然我听不懂她们唱些什么,只觉得她们唱腔音调优美,打歌步伐灵活、娴熟,同意全部作为队员。之后又从碧溪公社新虎村选了24名男女青年,加上县农机厂吹笛子的李师傅,全队由32人组成。我想这应是南涧县第一支由县里统一组织的彝族打歌队。
    为了统一两村的打法,并加入符合时代的唱词,在碧溪公社进行了集中培训。培训由新虎村的男青年蔡文卫作“歌头”,将我写的词由他们按照熟悉的腔去唱。培训结束时想在公社院内作一次彩排,但公社囿于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同意,我们只好在远离公社大院的一个山坡上进行。当我们的两盏汽灯一挂在树上,不大功夫四周村里就来了三、四百群众。顿时打歌的、看热闹的融为一片,场面异常热闹。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以煤油快完了为由宣布结束。围观的群众才慢慢离去。
    培训回到县上后,一天时任县委书记的李从学对我说,他在宝华公社光乐大队下乡,发现彝族小伙叶春龙的小闷笛吹得很有特色,作为县里参加会演的节目一并带去。南涧县的彝族打歌和小闷笛演奏就这样参加了全州民族文艺会演,第一次走进“三月街”,走入社会。这次参加会演,我想恐怕是南涧彝族打歌和小闷笛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向社会展示了她的风采和魅力。
    这年的初秋,又逢由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会在北京召开。记得是在会演开幕前不久接到通知,要叶春龙的小闷笛演奏到北京参加演出。当叶春龙赶到县城时,他那一身山区小伙的衣着十分“寒酸”,最后决定由县文化馆借给他700元钱,购买了衣裤、鞋子和作为上京的费用。叶春龙起程后,我又做了两件小事:一是以国家民委主办的《民族团结》杂志通讯员的名誉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明叶春龙第一次从大山出来到京,人生地不熟,方便时给予关照;二是把在《大理简讯》和《大理文化》上刊出的介绍小闷笛的文字送上,让他们有个了解。后来,《虫茧哨子———小闷笛》被刊在了1980年《民族团结》第9期“全国少数民族会演专页”列入介绍彝族的三件文字之一。叶春龙的演出也获得了优秀奖。奖品是日产的“三洋牌”录音机。我不知道这部录音机是否算当年南涧县内第一部最好的录音机,但曹德富馆长一见就爱不释手,想以叶春龙走时借的700元钱作交换而要留下。但我们想这是叶春龙上京演出最好的见证,文化馆将其留下,他回去如何对父老乡亲交待、证明。最后叶春龙高高兴兴地将奖品带走了。
    光阴似箭,转眼快三十年了,但我所经历的南涧“彝族打歌”和“小闷笛”走出大山、走出县门、走入社会,从民间活动跨上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的事实,时时在告诫我:这是三中全会给彝家山寨带来巨变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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