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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话语交叉叙述的现代启示录

2017-12-25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3版 作者: 编辑: 
 

两性话语交叉叙述的现代启示录
——于昊燕中篇小说《狗奴》的美学效果分析

    □ 李 刚
    小说是故事,好的小说不停留于故事,它发人深省,读后也许令人口有余香,也许令人不寒而栗。于昊燕的《狗奴》就是融合了这样两种阅读感受的一篇作品。小说以米拉和张西帅的爱情为主线,叙述了两个青年人在闪婚后以狗为子的故事。主线之外,文本埋藏了另外两条情节线,一是张西帅和李苏苏的往事,一是米拉和表哥的往事。三条线索交叉出现,将现代人的伤痛和迷茫如启示录一般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两性话语交叉的叙事策略
    《狗奴》以全知话语模式为主叙述声调,作者站在文本背后,安排人物的话语和行动。同时,《狗奴》采取双线叙述的文体结构,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交叉呈现。这种结构使女性话语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故事的进展,而结局却又由男性话语来决定。
    《狗奴》将男性世界的时间浓缩为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籍由花园里的疯女人串联起来。一个是米拉父亲漫长的婚姻时间,一个是张西帅和李苏苏,米拉表哥的往事时间。两者都是高度膨胀的时间,被叙述压缩到了极短。米拉父母的婚姻被老米对米拉妈的一句话宣誓了男性话语的胜利,“本来想等女儿成年后我们就离婚,现在,不离也罢了。”老米的语言充满了男性的主宰意识和对女性的怜悯。张西帅和李苏苏的往事在花园的疯女人与张西帅的逃离中对照发生,这个隐秘的往事充分说明了整个社会男性话语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米拉和表哥的往事是整个行动系列的开始,却被放在小说最后一句话带过,那位毁掉了李苏苏一生的表哥,是整个故事发展的原动力。这个情爱与复仇交织的故事,被米拉表哥失控的欲望点燃。这恰好构成一个彻底的颠覆,《圣经》中原罪的主要背负者女性,被偷换为一名男性,而这个男性,却不是无知的象征,而是女性(米拉)眼中“爱与美”的化身。
    二、家庭的救赎与宣告无效
    《狗奴》将家庭作为社会文化中救赎的功能彻底消解,这尤为犀利。米拉和张西帅组建的家庭在李书记钦赐的“杯杯鹤顶红”中“被诞生”的,这个诞生还伴随着一个老米私下给张西帅6万块的条件,要求以后的孩子姓米。家庭作为社会伦理体系的一个主要构成,应该是男女交往的正常发展结果,在这里被金钱和传宗接代的需要代替。米拉和张西帅的家庭从开始就面临无情感基础和无经济基础的危机,这种危机引发的矛盾在米拉买车换房的过程中日益尖锐,终于两人感情走向分裂。老米和妻子的家庭因为老米母亲的一句“要对你媳妇好”得以延续,而没有子嗣,始终是困扰老米纠结的中心问题,所以才有了以6万块钱从张西帅手中买回孩子姓氏权的荒唐举动。李苏苏的家庭因为强奸事件走向支离破碎。表姐曼青和温局长的家庭温暖富足,这种温暖富足以温局长是“可以帮自己的人”为前提。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揭露,《狗奴》将家庭拍成CT光片暴露出来,“震撼着读者,吸引着读者。它深刻地触及了命运这一主题,这是对存在的悲剧层面的考察。” 幸福、美德、正义,家庭作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解释被三个婚姻消弭无形,“家庭”的新答案是留给每一个读者阅读后去思考的。    
    三、爱情背后的文化困境
     作为一部中篇,《狗奴》显然在逃避宏大叙事的手法和苦难主题,这不代表文本不涉及宏大主题,而小说也处处隐匿着苦难。小说中涉及到的敏感的社会话题非常丰富,政治化婚姻、重男轻女、强奸、复仇、背叛爱情、父不慈子不孝,诸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世界都被一条狗串联起来。于昊燕将主体行动的荒谬性挖掘出来。
     爱情是《狗奴》贯穿始终的主线。米拉和张西帅的爱情将时间定格在现在,米拉和表哥的爱情将时间拉回到过去,老米的爱情将时间引述到历史。这三段爱情都被先验地设定为合情合理的。米拉和张西帅的爱情是“典型的反传统的女才郎貌”模式,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是现实需求与虚荣欲望合谋的结果,米拉和表哥的爱情是原始欲望被搁置到极端后的表现,为爱藐视伦理,为爱报复社会。这种不合情理的爱情散发着原罪气息和无可挽救的悲剧情调,然而都被米拉的欲望过滤得只剩下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是纯粹的美与真的化身。
     四、有限的表述与无限的意义
     《狗奴》对结尾的处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功力和对存在的思考力度。按照小说美学的艺术划分,结尾部分米拉想起的故事实际上是小说中一个特殊元素——插入文本。这是一个很大胆的策略。其不仅没有将读者的思考和阅读情绪拖离米拉的故事,反而使文本的张力达到了最大,将作者建构的对历史本质主义的思考推向了虚无主义。两性的话题在文学史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表现形式和含义,于昊燕敏感地捕捉到了两性关系少有被表现的一面,即逃离和虚无。
      《狗奴》以仔仔不确定的命运作为结尾,无论狗的结局如何,都和欲望纠缠在一起。作者对这条惹是生非的狗的安排,将对男性世界的嘲讽推到了寓言世界的墙角。威廉·K·维姆萨特在《象征与隐喻》中认为隐喻“可以是展示概念的一种曲折的手段,……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B如何说明A,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并相互对照、相互说明时能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强调之点可能在相似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 故事的结尾也就因此具有了令人玩味的意义。
     [作者为河北金融学院基础课教学部副教授、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长期从事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理大学)”外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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