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前不久，《新闻晨报》刊登的消息透露，联合国公布的全球不适宜居住的约２０个城市中有１６个在中国。虽然消息语焉不详，没有一一点出具体城市的名字，但“不适宜居住的城市”绝大多数在中国，特别是目睹一些中小城市被烟尘笼罩和污水横溢的残酷现实，人们想必都会大吃一惊，深感对人类生存环境不佳的问题不能继续视而不见了。
我国的一些城市乃至乡村为什么会变得不适宜居住了呢？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曲格平教授的说法，是因为过去的一段时期，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即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以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基础上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５０多年来，我国ＧＤＰ大约增长了１０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４０多倍。目前，我国万元ＧＤＰ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３.４倍，是日本的９.７倍；３３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４６％；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１５％到３０％，耗水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２.７倍，粉尘排放量则是１０倍……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然而，令人值得深层次思考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种导致成千上万城里人和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不得不靠呼吸有毒空气、喝有害水生存的发展模式，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此大行其道，且至今仍在有的地区看不到真正停止的迹象？窃以为，根本性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盲目追求快速发展有关。自称有着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说，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有４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包括环境保护；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我国虽然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可是有些地方政府的工作却一度以拉动ＧＤＰ增长为“中心”，ＧＤＰ的数字一度成了评价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依据。既如此，地方政府自然要会把ＧＤＰ搞上去作为履行职能的“合理”选择和主要目标。于是便不惜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为代价，大手笔上项目、办企业。其结果，ＧＤＰ增长了，能源被搞紧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正如《人民日报》已相继作过报道的，某地在人口居住较稠密区办了一个自称“环保项目”的酒精厂，从“试车生产”开始就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仅３年多时间，附近马村等几个行政村的人口死亡率比建厂前增长一倍多，且突然成了癌症高发区，癌症死亡率增长了三倍以上；山西河津市以焦化、电解铝、煤炭三大支柱为依托，争创“全国百强县市”，早在２００３年ＧＤＰ就达到７３.２亿元，成了该省最富裕的县级市，但ＧＤＰ增长了，空气和水资源也被严重污染了，当地成了呼吸道疾病和肝炎的多发地区。
残酷的现实和联合国的结论给我们敲了警钟，为此，迫切希望各级政府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摆正履职位置，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留下优美的环境给当地群众。否则，ＧＤＰ上去了，环境变得不适宜居住了，那无论如何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