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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三同志参加党的六大

2014-07-30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A3版 作者: 编辑: 
 
    □ 大理州中共党史学会
    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启动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的王德三同志赴莫斯科出席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王德三(1898-1930),原名王懋廷,男,汉族,1898年7月l5日生于祥云县王家庄一个耕读世家,中共党员,云南地下党第一任省委书记。
    1919年4月,王德三到昆明成德中学读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云南各族进步青年开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创办《尚志》杂志、《救国日刊》,传播新文化,这些刊物给王德三的思想注入新气息;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胞兄王复生也直接给王德三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使王德三思想受到开启。
    1920年,王德三毅然奔赴向往已久的“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求学,经过一年补习,考入北大预科班。在北大读书期间,王德三加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王复生一起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和王复生、王有德(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一带了解工人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末,中共北京区委派王德三去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与李子洲一起开展建党工作。在此期间,王德三与李子洲密切配合,在绥德四师成立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王德三又奔赴榆林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共产党党员、团员。王德三培养介绍了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说:“王德三同志是20年代就参加革命斗争的先驱,当时在陕北见到他时我才15岁,他是我革命的启蒙老师。”1925年2月,中共陕北特别支部建立,王德三任特支书记;同年6月,陕北地区党、团混合地委成立,王德三任地委书记。
    1925年7月,王德三完成了陕北党团组织的创建任务回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王德三积极参与王复生、杨青田等人组织成立的旅京学生进步组织“革新社”(后改名“新滇社”)的工作,把“革新社”的半月刊《革新》作为宣传、鼓动、团结云南青年投身革命的重要阵地,并为该刊撰写文章,为后来云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做了思想准备。
    1926年初,党组织决定派王德三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王德三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帮助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培训政治工作人员,与第三军参谋长黄实接洽,商议决定在第三军官学校校址广州大沙头举办政治实习班,学员多数是革新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王德三任班主任。培训期间,王德三在学员中培养发展了28名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学习结束后到第三军、第十六军做政治工作,在北伐中表现出色,作出了贡献,其余人员后来随王德三回云南从事革命工作,在云南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指派滇籍党员李鑫回云南,在昆明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1927年2月,为加强云南党组织的工作,受广东区委的指派,王德三回云南,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任特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云南地下党面临严峻的考验。王德三发动组织各界群众,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王复生、李鑫等20余人,成功地驱逐了拥蒋反共、镇压云南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李宗黄。李宗黄被迫离开云南时气急败坏地说:“在全国,共产党已经渐渐消灭,而本省共产党反如旭日东升。”
    1927年“八七”会议后,王德三组织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王德三担任书记。
    1928年2月,王德三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云南党组织的工作,中央指定他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他与出席“六大”的部分代表经哈尔滨、绥芬河秘密过境前往苏联参加党的“六大”。一路上交通不便,还要应付敌人重重关卡。他们历尽艰辛,辗转行程三四个月,终于到达了列宁主义的故乡--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批判了党内指导思想“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做出规定,这些正确的决议对中国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德三是中共“六大”142名代表中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之一。因抵达较迟,未能听到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而感到十分遗憾。作为出席“六大”正式代表,王德三参加了大会宣传委员会、财经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会议期间,他结合云南斗争实践,就“六大”政治报告和农民与土地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在讨论“六大”政治报告时,他认真、衷恳地提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隔离”、“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下削弱了”,以及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要“巩固党、抓住群众”,“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要“准备暴动”,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即刻暴动”。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云南党的历史太短,革命运动的发展,不能跟上中央的政策”,而在组织暴动的问题上,受了盲动主义影响的错误教训。王德三的发言,对“六大”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党的建设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和“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他指出了李立三同志的报告中没有明确“农村阶级的划分,应以土地关系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中国的土地关系的几种形式进行了分析,并对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我党应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以及应打击的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此外,他以在云南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两个重要部分,应加以重视,予以补充。一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农奴虽不是普遍的,但很多地方是有的”。在云南“占人口五分之二,即百分之四十”,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容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是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的”。
    在“六大”期间,王德三与项英、蔡和森等29人联名提议,以“六大”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强调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主义倾向,获大会通过。亦对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反对“左”倾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8年11月11日,王德三从莫斯科回到云南,他随即向党组织传达了“六大”精神,把云南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执笔:赵祖龙 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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