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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民族文化血脉

2018-10-17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3版 作者: 编辑: 
 

——马曜先生与白族语言文字

    □ 王 锋
    马曜先生是著名的白族革命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和诗人。他的丰功伟绩,必将随着中国民族事业的繁荣昌盛而更显伟大,白族人民也因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儿子而增添了无限荣光。
    作为一位有着卓越思想和宽广眼界的学界领袖,马曜先生的学术旨趣是深远而博大的。在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民族学等领域,马曜先生都筚路蓝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其学科开创和拓展之功早已得到学界公认,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社会关注度不高的白族语言文字方面,马曜先生也有卓越贡献。他既是新中国白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见证者,又有深入而系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他的很多观点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由于白族有着悠久的双语、双文化传统,白族历代知识分子往往重视汉语、汉文化,漠视甚至歧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对白族语言文字大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马曜先生对白族语言文字的指导和思考是极其可贵的。语言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现已成为世界共识,马曜先生关于白族语言文字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对新时期的白族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有重要启迪。
    白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白语。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是一个民族社会交际、传承文化、认知世界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当前,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信息资源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除了以上共有的价值和属性之外,白语还是白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记,白族民间通常用“说白(语)”“说汉(语)”区分白族和汉族。因此,白族语言既是白族文化发展的血脉,又是白族实现民族认同的纽带和重要标志,白语在白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值得白族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阶层充分认识的。白族又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古白文”和新白文(即拼音白文)。古白文又叫“僰文”,是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形成于南诏中后期,已经有一千多年之历史,虽然没有发展成规范的民族文字,但古白文至今仍在白族民间流传使用,对白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白文(拼音白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心下,于1958年创制的一种科学、规范、简明的拼音文字,也是云南省正式认定的22种规范民族文字之一。拼音白文的创制和推行是白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领军人物,马曜先生对白族语言文字特别是拼音白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马曜先生的远见卓识以及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没有通用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予以政策关怀,派出专家学者为各民族创制文字。在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大会上,费孝通先生代表中央政府致辞,他指出:“以白族来说,广大群众至今还没有和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解放以来,白族语言虽开始有了研究,白族的历史文物虽开始有了注意,但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白族文化需要是很不相称的。”1958年,白族拼音文字创制成功,并提交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加上白族有悠久的汉语文教育传统,民族内部特别是大理州对民族文字的认识不完全统一,导致拼音白文的推广遇到极大的困难。马曜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早在1991年,他就说:“关于创制白族文字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白族干部、知识分子有争论,意见不统一,我作为白族的老一点的知识分子也曾发表过个人意见。现在看来,我20世纪50年代的认识是不够的,可以说,对创制白文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吧!” 在1993年召开的云南省白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他说:“当时讨论白文时,白族的部分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认为白族使用汉文已一千多年了,像现在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碑的文章依然漂亮,而且白族的进士、举人、翰林多得很呢。解放前,周钟岳、赵藩、赵星海、张伯简等等,知识分子很多,都认为白族不需要学白文了,当时我是从这个动机出发的。……所以当时,一部分白族知识分子,他们有点文化,就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其他民族是需要文字的,白族不需要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一条教训。” 在这里,马曜先生深刻剖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白族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认识局限性,并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丝毫无损于马曜先生的学问人品,反而彰显了其人格精神的伟大。
    基于对民族语言文字认识的深化,马曜先生对古白文(即方块白文)和拼音白文的价值和作用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论白文的夭折对白族文化的影响》一文中,马曜先生对古白文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准确的描述,精辟地指出明代白文碑刻在白文的面貌上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大理国时期白文的原貌了。众所周知,由于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加速融入以及汉文化的快速传播,明代的白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成分,因此,尽管大理国以来白文的制字规律仍然一脉相承,但因为白语自身的发展变化,白文的面貌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南诏、大理国以来都没有对古白文进行规范和推广,古白文一直以来都只作为“土俗字”在白族民间流传使用,未能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这是白族文化发展的重大损失。 在谈到拼音白文的作用时,他指出:“目前白文起了三个作用:一是扫盲,通过白语文这个拐棍使白族更好地学习汉语,甚至是英语;二是记录,抢救白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三是现在农村里很多不懂汉语的人,掌握白文后,可以书写一些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当然白族要向更高(层次)发展,那是以后的事。但是白文这三个最起码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解决这三个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马曜先生基于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厚学养和深沉挚爱,对古白文和拼音白文形式和作用的认识是十分中肯的。
    对于语言文字工作而言,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选定意义深远。如果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选择正确,则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不仅语言文字工作困难重重,甚至会造成民族内部的不团结乃至隔阂。1982年版《白族文字方案》把剑川白语确定为基础方言,把剑川金华话确定为标准音。对此,马曜先生以一个民族赤子的胸怀表示支持,期待“在剑川总结白文工作经验,以便将来在整个大理州推广”。但另一方面,他又基于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以及对白族地区语言情况的丰富认知,认为“虽然白语的方言没有彝语那么复杂,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如果把以剑川方言为基础方言、以金华镇语音为标准音点而设计的白文方案,拿到大理方言去推广,困难就大了。”他主张“为了让白文在更大范围内用于双语教学、开展农村扫盲,搜集、记录和整理民间宝贵的白族文学作品,用于弘扬民族文化,就应该在全州推广使用在全州都行得通的白语。”因此,马曜先生提出了宝贵的工作建议。他说:“为了在全州范围内顺利推行白文,我建议,在剑川推行白汉双语教学和白文扫盲的基础上,可以选择南部方言区洱源县的右所为标准音点。因为右所是大理州的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来赶右所街的有大理人、剑川人、鹤庆人,也有从云龙方向来的人,各方面的白族都汇集在右所做买卖,各地的白语在右所汇集、交流。右所白族话,不论是大理喜洲白族,还是云龙、鹤庆等县的白族,都基本上能听懂。所以以右所话为标准音点是有基础的,右所白语有条件可以在全州推广。” 马曜先生提出把洱源白语作为白语标准音的建议,不是因为他自己是洱源人,而是因为洱源白语在全州范围内具有更高的通解度。这个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按照方言学的理论,可以知道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往往在地理上构成一个链条或连续体,称为“方言链”。位于方言链中心区域的方言更容易被周围的方言所了解,而方言链两端的方言相互理解的程度则最低。白语的剑川话和大理话,正好处于方言链的两端,因此差异相对较大,通话也存在一些困难,而位于中心区域的洱源白语,则最容易被其他各县的白族群众听懂,而洱源白族群众也普遍能听懂其他各县的白语。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和云南省民语委联合进行的《白语方言通解度研究》课题,通过科学、客观的录音测试和分析,表明洱源话在白语各方言中具有较高的通解度, 这一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马曜先生的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
    1993年在昆明召开的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在吸取尹俊主任、马曜先生等领导、专家指示、建议的基础上,同时又总结了白语文工作的实践经验,最终确定了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并列为基础方言,剑川金华镇话、大理喜洲话并列为标准音的白族文字方案。这是一个客观认识白语方言差异,同时又有利于促进民族内部团结的方案,但它和马曜先生提出的在整个大理州推广使用一个全州统一标准音的设想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令人感动的是,作为白族的学界领袖,马曜先生服从工作大局,不把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其他学者专家之上,而是为新方案的成功修订而衷心喜悦,他说:“现在这个方案,我认为是好的。……它的第一个优点是正确对待了民族的方言。第二点,是充分肯定了1982年方案,是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第三个优点是考虑到了南部方言,考虑到了大理是白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人数最多,现在一个方案拼二种方言(中部、南部)。总之,此方案照顾了方言特点,又肯定了剑川试行效果,还用一套方案拼两种方言,是比较全面的,我表示赞成。”马曜先生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的赤子情怀,超越了朴素的地域、家乡和母语情感,在白族语言文字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引领作用。
    白族语言文字事业的先驱徐琳、赵衍荪等老一辈学人,与马曜先生保持着密切的情谊。在很长时间内,白族语言文字工作没有得到白族社会各界的充分认知和关注,面临极大困难和阻力,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还受到排挤、打击,以及来自于本民族内部的非议和责难,甚至被扣上“开历史倒车”的帽子。在那些困难的年代,马曜先生给予徐琳、赵衍荪等先生以最大的支持,使得白语文事业顶住了重重压力并迎来新的发展。
    作为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后辈,我个人没有太多的机缘向马曜先生请教。但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坚定了我投身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的信心。1993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导师张公瑾教授的支持下,我初步考虑对白族的汉字型古白文进行研究。张公瑾教授和马曜先生有着长期的交往。1995年暑假我回云南调研之际,张公瑾教授写了推荐信,让我去云南民族学院拜访马曜先生,请他予以指导。在莲花池畔云南民族学院宿舍区的家里,马曜先生接待了我。知道我是一个来自大理的白族研究生,正计划写白族语言文字的论文,他十分高兴,给我讲解了他对白族古文字的认识,特别是古白文在白族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大概讲了一节课的时间,让我基本明确了古白文调研的思路和目标。后来我的调研很成功,硕士论文《白族汉字型古文字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属性》不仅顺利完成,还为我今后的汉字圈民族文字研究开启了一扇学术之门。
    回想1995年那次拜访,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学界领袖、名誉校长,在家里接待一个未出茅庐的小研究生,并细致认真地进行指导,实在是无比珍贵的学术机缘。事实上这也是自己毕生唯一一次和马曜先生见面。只是当时自己过于年轻,毛头毛脑,并没有觉得机会之珍贵、机缘之难得,只是觉得这位老校长宛如一位老家大理的白族老者,朴素优雅、和蔼可亲,说着和我一样带白族口音的汉话,把白族语言文化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以至于竟然没有想起请马曜先生写几个鼓励的字,抑或是拍一张合影照片。现在马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他对白族语言文字的厚爱和期许,以及对青年一代白语文学生的关心和鼓励,却一直长留心底,然我倍感温暖。虽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马曜先生的形象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虽然没有留下先生的片言只字,但他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诲却铭刻于心,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永远怀念马曜先生。如先生所愿,白族语言文字事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王锋:大理藉学者,白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语言应用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长、国家民委民族语文工作咨询委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等专著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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