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存而呐喊

“如果艾兰还活着，今年应该9岁了。”

看着画中的儿子，45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卜杜拉·库尔迪喃喃地对记者说。

在库尔迪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的家中，墙上挂着一幅画：海水中的小美人鱼奋力游向俯卧沙滩上的小艾兰，试图营救，但这个3岁的小男孩早已没有了呼吸。

2015年，小艾兰“卧眠”地中海海滩，成为当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最令人揪心的画面。葬身于那场海难的，还有库尔迪5岁的大儿子和妻子。

时至今日，类似悲剧仍在世界一些地区不断上演。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对世界上许多人而言依旧可望而不可即。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如果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只是镜花水月

六年过去，经历战争与流离、求生与重生，库尔迪再次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一个难民家庭的血与泪。

2015年9月2日凌晨2时左右，土耳其西南部城市博德鲁姆的海边。夜色之中，3辆车载着一群人来到一个渔村，库尔迪夫妇和两个儿子就在其中。他们要在这里坐船，渡过地中海，前往希腊。

当时，叙利亚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局势愈加混乱，生活被战火摧毁，偷渡逃难成为许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事到临头，库尔迪才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之前说好的快艇，而是一艘装不下几个人的简陋小船。

“我当时拒绝上船，但他们（蛇头）有枪。”

“到了这一步，要么上船要么就是死。”

库尔迪知道前路凶险，却怎么也没想到那真的是一条不归路。船只严重超载，刚出海几分钟就被巨浪打翻。库尔迪幸免于难，却永远失去了妻子蕾汉、大儿子加利布和小儿子艾兰。

那一年，像库尔迪一家一样试图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的难民总数超过了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叙利亚难民。

自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难民潮在欧洲从南到东的边界不断涌动。从南面和东南面，大量难民试图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或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去往西班牙，或取道突尼斯、利比亚进入意大利，或经土耳其进入希腊。只是，许多人未能抵达彼岸。在东部，不少难民取道陆路，冒死穿越丛林和边境铁丝网，试图进入欧盟国家。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多来自亚洲和非洲战乱国家，他们与亲人分离、倾尽所有，就像库尔迪一家，只为求得生存的希望。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1年，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那年，经地中海抵达欧洲以及葬身地中海的难民人数均创2006年以来新高，分别超过5.8万人和1500人。

而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开始。随着西亚北非持续动荡，难民危机愈演愈烈。2014年至2019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经地中海偷渡至欧洲。2014年至2020年，超过2万名偷渡者命丧地中海。2021年上半年，这一死亡人数为11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

留在叙利亚，可能命丧战乱；偷渡到欧洲，可能殒命于地中海或是途中不知名的地方——这就是库尔迪一家，也是成千上万叙利亚人以及其他战乱国家民众面临的残酷抉择。

对于任何人，如果生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切其他权利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新华社记者对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埃及等中东地区10个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走访调查中，谈到人的权利，约七成受访者都希望“能更好地活着”。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办事处发言人阿德南·哈齐姆说，“我们不仅是在谈论叙利亚人，更是在谈论人类整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必须享有这一权利。”

美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库尔迪一家原本住在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生活安定。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形势不断恶化。库尔迪说，大约在2013年，他注意到情况变得更加不一样，因为“伊斯兰国”来了。

“当时留在叙利亚，我们可能也是死路一条，”库尔迪说，“我妻子可能被抓，我和孩子可能被杀。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国’是什么样。”

2003年，美国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当时，小布什政府欲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复制美国政治模式，但很快就陷入与武装组织的长期对抗，持续的战乱为“基地”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2011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随后开始从伊拉克仓促撤军，但其留下的乱局带来了严重后果，极端恐怖势力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在美西方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冲击叙利亚，令其陷入内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借机把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并更名为“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攻城略地，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暴行。

瑞士历史学家甘泽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实就是“美国制造”。

“恐惧迫使我们离开。”库尔迪说，这也是许多叙利亚家庭的无奈选择。讲述中，库尔迪数度哽咽，几次用手按住紧皱的眉头，陷入悲痛。

六年过去，库尔迪至今仍在自责，认为是自己把妻儿送上了不归路。但他更加痛恨，西方的干预破坏了原本的和平，逼得一家人流离失所。

“我不懂政治……但即便一个普通人也清楚，武器从西方国家进入叙利亚，来自西方的干预是叙利亚局势恶化的根源。”

这些年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以白色粉末作为“化武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介入利比亚冲突，以“白头盔”组织摆拍的虚假视频为依据空袭叙利亚……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覆盖了全球约40%的国家，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令3800多万人流离失所。仅叙利亚一国，截至2020年年底，就有13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超过其战前人口半数。

在一些西方机构发布的所谓“2021年人权和法治指数”排名中，评分最低的20国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等。但对这些国家的状况进行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之中，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中经历重大政治变动的约占25%，过去20年间发生过战争的约占40%，曾经或正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约占80%……而从近现代史看，这些国家几乎均曾遭西方入侵或殖民。

正是这些源自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其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最近，在欧洲东部，又有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难民被挡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边境。隆冬将至，他们命运未卜。

对于新一轮难民危机，俄罗斯方面指出，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俄总统普京说：“正是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制造了大量难民。”

追求幸福是人类共同愿望。一个国家，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那场海难发生后，库尔迪亲手埋葬了两个孩子。此后无数个夜晚，他都无法走出狂涛中呼喊找寻孩子的噩梦。

库尔迪为记者拿来家里唯一一张小艾兰和哥哥的合影。这是他从媒体报道上找来打印的，时光定格在2015年夏天的伊斯坦布尔，照片里小艾兰小手拉着哥哥，系着精致的领结，腼腆地看向镜头。

曾经，库尔迪想过让大儿子加利布当医生，小艾兰太小了，甚至还没来得及畅想规划他的人生。一家人的命运，因战乱而改变，在海难中被吞噬。

悲剧应被铭记，为了不再重演。“我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库尔迪说。

根据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关于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待，选择“远离战乱动荡，期待一切都能好起来”的中东受访者比例超过43%。

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离不开和平与发展。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编制的“2020年痛苦指数”中，生存压力最大的10国包括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黎巴嫩、利比亚、伊朗等，而这些国家和平发展得以维系的内部环境，往往因外部势力的干涉而遭到破坏。

新华社这次问卷调查中，关于“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对于人权保障的作用”，分别有超过52%和30%的受访者选择了“极为重要”或“非常重要”。

卢旺达就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十多年，卢旺达的社会经济表现，在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发布的经济报告中颇为亮眼。这个非洲国家在20世纪曾饱受内战和动荡困扰，民不聊生，直至2000年，正是保罗·卡加梅总统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使该国走出谷底，进入高速发展期，民生不断改善。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不管基础多么薄弱，只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就会也一定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每年9月2日，库尔迪都会为附近难民营的孩子们送去衣服、书包。他常想，如果没有战乱，未曾登上那艘偷渡船，加利布和小艾兰现在也该在学校读着书。

生存与发展，是小艾兰们被剥夺的权利。让更多的孩子免于苦难，免于饥饿，享有教育和医疗的机会，是库尔迪的心愿，也是他余生的目标。

采访间隙，一个两岁左右、咬着奶嘴的小男孩溜进客厅，模样像极了曾经的小艾兰。库尔迪对记者说，这是自己重新组建家庭后所生的孩子，他给孩子起的名字是——“艾兰”。“这个名字寄托了思念，也蕴含着新生。”

纳比勒·舒凯尔站在英国伦敦一栋公寓楼下，几次试图冲进楼里，却都失败了。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火吞没整栋建筑，也吞没了自己的母亲、妹妹、妹夫和3个外甥女。

2017年6月14日凌晨的这一幕，是英国中年男子舒凯尔永远的痛。那场震惊世界的伦敦格伦费尔公寓楼大火夺走了70多人的生命，也吞噬了舒凯尔心中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寄望。

种族歧视淹没求救呼声，“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真实的谎言”

伦敦10月的一天，天气阴沉。舒凯尔与新华社记者约在一个小公园见面，烧焦的格伦费尔公寓楼就在不远处，抬头可见。

4年多过去了，舒凯尔说，他还会习惯性拿起电话想打给妈妈和妹夫。

“每一天，我依然能在脑海里看见它（大火）。”舒凯尔拿着手机，给记者看逝去亲人的照片，眼眶浸泪。

那场大火，让很多人像舒凯尔一样，成为遇难者家属。幸存的200多户家庭，也陷入流离失所的窘迫境地。

那场大火，原本可以避免。

记者翻阅了关于火灾的大量报道和资料后发现，火灾起因是4层一台冰箱的电线短路，但由于建筑物外层采用的材料易燃，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栋24层的建筑，酿成了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

诸多调查材料都显示，火灾发生前，大楼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翻新，为了让这栋已有几十年楼龄的廉租公寓楼“看起来更好”，楼外特意贴上了那层“致命的外立面”。

舒凯尔说，大楼翻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路混乱，楼内居民多次就安全隐患向当局投诉，得到的只是小修小补和敷衍了事。

“没有人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舒凯尔用手指向大楼的方向，“如果他们的投诉能及时得到处理，火灾可能就不会发生。”

为何居民的声音被忽视？调查记录显示，这栋楼里的数百名住户很多是移民和非洲、阿拉伯等少数族裔。“他们是外来者，是少数族裔，所以从来没有受到过平等的对待。”舒凯尔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

种族歧视淹没了格伦费尔居民求救的呼声。

2018年，英国政府因亏待“疾风一代”移民而饱受指责。1948年至1971年间，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搭乘“帝国疾风”号轮船抵英，填补了二战后英国的劳动力缺口，如今却遭遇“过河拆桥”：他们不仅在医疗、租房和就业方面遭遇冷眼，一些人甚至收到“驱逐离境”的威胁。

公益组织“终结种族主义病毒”统计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英国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300%。另有官方数据显示，在伦敦，黑人被警方暴力执法的几率高出白人4倍。

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及暴力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中，“白人优越论”已经转化成全面、持续和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分裂着英国，同样也撕裂着大洋彼岸的美国。

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被“跪杀”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只是美国“系统性国家悲剧”的一个爆发点，“我无法呼吸”正在向亚裔、拉美裔等更多少数族裔蔓延。

格伦费尔大火后，楼内居民安置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引发英国黑人社区强烈不满。在舒凯尔看来，“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真实的谎言”。

据报道，火灾发生当年，英国仍然约有4000栋高层建筑有着类似格伦费尔的安全隐患。这些建筑里的居民，命运又会如何？

“两个英国的故事”加剧上演，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交织共生，撕裂社会，侵蚀公正

建成于1974年的格伦费尔公寓楼位于伦敦西部肯辛顿区。在舒凯尔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位置”。

在伦敦，“肯辛顿”是富人区的代名词，但这并非肯辛顿的全貌。这个地区多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南富北贫”差异：北部有不少像格伦费尔这样仓促搭建、条件简陋的高塔楼和“福利房”，周边环境陈旧破败；南部则汇聚着宽敞舒适的独栋别墅，周边是整洁的花园和奢侈品商店。

与格伦费尔一墙之隔，是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大楼往南只需步行10分钟，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亿万富豪、社会名流的住宅。南北之间，相距仅仅半英里，财富鸿沟却永远无法跨越。

2019年，房地产公司point2homes曾公布一组数据显示，南肯辛顿区家庭平均年收入高达约17万英镑（1英镑约合8.4元人民币）。英国数字报Inews则说，格伦费尔楼所在的诺丁谷选区是英国最贫困的选区之一。舒凯尔母亲生前每天打3份工，收入却远低于肯辛顿区平均收入线。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曾在2014年发布一份名为《两个英国的故事》的报告。当时的数据显示，英国最富裕的5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总额高达282亿英镑，比英国底层20%的民众总收入多出1亿英镑。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人口最顶层的0.1%英国人，收入增长速度是底层90%人口的近四倍。

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交织共生，嘲讽着英美等国政客标榜的公平正义。

今年的感恩节，美国也上演了《两个英国的故事》：一边是美国富豪们狂晒豪华度假区休闲游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很多美国民众由于收入下降、债务增加，无法安度假期。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20年末一份报告显示，过去40年，美国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收入鸿沟越来越大。从1979年至2019年40年间，1%的人工资增长了160%，90%的人工资仅增长了26%。

“一栋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这句话，真实勾勒了“一片土地，两个美国”的社会撕裂真相。

民主机制失调，民众心声政府“听不见”，民众有难，往往找不到政府在哪里

格伦费尔大火后，舒凯尔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一心想为逝去的亲人和其他受害者寻求公平正义。

4年多来，英国关于大火的调查进展缓慢，火灾调查报告第二阶段结果仍未公布。更令人失望的是，追责和惩处迟迟没有结果。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因为这场大火而被逮捕，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被问责。

英国警方在早期初步调查后曾宣布，“有充分理由”怀疑大楼的管理机构，包括肯辛顿区议会以及这个区的租户管理组织，涉嫌“企业过失杀人”罪。但英国检方表示，在第二阶段调查结果公布之前，不会采取任何执法行动。

今年9月，舒凯尔在英国议会网站上发起一项公众请愿，征集签名支持，要求英国政府在针对火灾的调查中重点关注其中涉及的社会不公和歧视问题。他希望能引起公众和当局对种族歧视的关注，希望能以此推动新法律的出台。

目前，他的请愿书已经得到500多个签名，但距离有可能递交给议会辩论的1万个签名相去甚远。舒凯尔明白，尽管每天奔波，但追求公平正义前路漫长，“希望渺茫”。

这场大火，映照出英国民主的一个现实：民众的呼声，政府“听不见”，民众有难，往往不知道政府在哪里。

在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的背景下，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不断酝酿。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我无法呼吸”抗议浪潮中，已非常明显。

美国民权组织represent.us调查发现，在美国，一项重大政策，不管普通民众的支持率是100%还是0，这项政策最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都是30%。但当美国有钱人对一项政策支持率很高时，这项政策最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超过80%。

在美式民主国家，“一人一票”早已被“一元一票”取代，所谓“民主政府”，不是广大选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金钱的代言人，资本才是社会的主宰。

“每一天对我而言都不快乐，都是悲伤的工作日。”舒凯尔哽咽着，竭力维持平静。他想为伸张正义而战，想努力带来法律上的变化，想避免另一个格伦费尔悲剧发生，但现实很残酷，幸福离他更远。

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有普遍共识，认为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如何，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是重要指标。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幸福是衣食无忧，是免于恐惧，是权利平等，也是正义得到伸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一个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证明。

从0到10，选一个数代表你的生活幸福程度，你选几？这个问题，在伦敦出生长大的舒凯尔给出自己的回答：“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数，那就是负数。”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张淼 汪健、张代蕾 梁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