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没有CD机，因为一直过着按揭还贷的日子，就一直没敢打将卡座换成CD机的主意。
好在卡座旁边还有一个车载数码听，一个小小的存储器可以存下三十几首歌，这是让我觉得再要CD机简直就是多余的一个聊以自慰的理由。
因为有些不耐烦电台喋喋不休的广告，想不停歇地在路上听好听的歌，就热衷于下载新歌代替老歌，毕竟三十几首歌一两个星期就听得有些腻了。
换来换去地就觉得有些麻烦：版权意识越来越被强调的音像出版业，在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战之后，终于成功地加大了免费下载歌曲的难度，每次想换歌，总得在电脑前弄半天，还不一定能下载到自己喜欢的歌。
就算能下载到，但因为太费时间，常常会将数码听揣在包里几天也来不及去更新它的内容，一上车就会觉得很懊恼。
开始羡慕有CD机的车，是从一次旅行开始。那回搭别人的车，一路上那个CD盒就在我手上，想怎么换就怎么换，真是很过瘾。
回来以后，就琢磨着怎么能继续过瘾———在没钱换CD机的前提下。
卡座不用好象也是浪费，试试看吧。听磁带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拉开我所有的抽屉，找过去曾经听过的磁带，发现有一个抽屉里满满的全是磁带，才想起好几年前家里买了影碟机之后，我就将这些当时以为再也不会用到的磁带集体送进了这个抽屉。
虽然这个抽屉里全都是老歌了，不过在我拉开关闭已久的抽屉一眼看到这些老磁带一瞬间，我居然有很自豪、很惊喜的心情。
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是高中时代在教室一边做作业一边哼哼的歌，那时还惹得旁边专心学习的同学给了我好多白眼。前年同学聚会，有人还又一次点名批评了我，也不知道如果我那时不唱歌，同学们的大学是不是会不一样，这已经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了。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爸爸给买了录音机之后，反反复复听得最多的歌。因为爸爸希望我用录音机好好学习英语，所以都是在学校里听的。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喜欢，都学会了这首歌，其中一名男生还成了全班同学嘴里的“小王杰”，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王杰了，这几乎成了我们班的骄傲。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一度几乎成为我们学校的校歌，每天早上十点钟，全校同学做课间操，进行曲居然不是运动员进行曲，而是《星星点灯》，很多人一边走向操场一边同声跟唱，还要习惯性地抬头看看那位负责放广播的老师是不是又站在三楼的走廊上看大家，因为他放大家喜欢听的歌，所以大家都一致认为他很帅。那时候还不兴说“酷”，不然他手扶栏杆站着的高高身影一定是大家心里最酷的记忆。
周华健的《花心》，是大学时代的珍藏，那天去中医学院找同学玩，她带领我参观新校区，因为我没有及时发出对她的母校的赞叹，她很生气，把我一个人扔在院子里，我只好钻进中医学院附近的小店掩饰自己的尴尬，最后买了《花心》回去她的宿舍，和她一起听歌，让她重新理我。到现在我俩还会常常说那天的“小气”多么青春、多么真实，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都没想到她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居然都喜欢在我车里听周华健的歌，好像两个妈妈的默契在两个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这是我和她的幸运。
方季惟的《怨苍天变了心》，是从一个朋友手中霸占得来，那天听到方季惟轻飘飘、清楚楚的声音，觉得可以帮我放松要高考的紧张，就把这盒老磁带带回了家。后来听说方季惟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更觉得她能唱得那么好听真不容易，几乎是将她当成一个励志的榜样来珍藏的。
没法一下把这满抽屉的老磁带的故事说完，我正发愁呢。刚好听新闻说有个小偷偷了台只值三千多块钱的电脑主机之后被抓，他以为就三千多的案值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警察认定案值是三万多，因为主机里有套不可复制的服装设计软件，价值两万多。
这小偷可真是干了件“盗椟含珠”的蠢事。警察没错。
只是可怜那小偷不懂那看不见的软件到底因谁而贵，就象我的抽屉是“椟”，有点使用价值，老磁带于别人是废物，于我，却就是“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