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灿斌
1978年，对我们家来说是幸福的。今天，回想起当年洋溢在亲人们脸上的笑容，幸福的感觉还在我的心里涌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还在进行，加上学校上课不正常，整天写大字报、参加劳动什么的，“读书无用论”的流毒还在蔓延。在我们老家，许多风华正茂的学生，读完“戴帽班”（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由于在小学的基础上扩展，被人形象地称为“戴帽班”），就不愿继续上学了，或下田劳动，或整天无所事事……随着黄金岁月在忙碌中悄远去，一批批年青人重复着祖辈的生活，面朝黄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的二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并且很有主见的人。“戴帽班”毕业后，在那个靠推荐上学的年代，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代价，凭着自己出色的表现，被推荐到离我们家30多公里以外的县一中去读书。
二姐是坚强的。我常常记得，姐姐在农忙季节回家劳动的情景。在开垦荒地的休息间隙里，别的年青人扎堆聊天，她会抓紧时间，拿出本子在树荫下学习；在完成了一天繁重的栽插任务后，在腰酸背痛的情况下，她又会在煤油灯豆黄色的灯光下不知疲倦地学习。每当姐姐回来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喜欢听她给我讲故事，讲高中里她的同学和老师；我喜欢听姐姐用细细的嗓子在唱歌。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姐姐的辅导，我的作业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那时，家乡的白族乡亲也够封建的。许多十八、九岁女孩子就成家生孩子了，而我的二姐快二十了。人们常常在私下议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年龄读大了，谁要？”“花架子，不中用”“女孩子家，最后还不是嫁人？”父亲因为人们背后对女儿的指指点点，曾大发脾气；母亲也为女儿的婚事担忧，无助地抹眼泪。面对一个个到家里提亲的人家，爷爷就会敲着铜烟锅，要姐姐“好好考虑”，他甚至用我大姐结婚的例子，训斥我二姐不要做“漂汤油”，叫她不要与城里的同学比……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看见姐姐偷偷地哭。
二姐是幸运的，她在世俗的偏见中坚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我还记得，1977年得知恢复高考时，回乡劳动已一年的姐姐拿着报纸时那惊喜的表情；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时，她伤感的脸上透出的自若而坚定的表情。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又经过一年的努力，在1978年那个稻谷初黄、丹桂飘香的金秋，二姐通过高考，金榜题名成为了我们公社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从张榜到二姐接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一直到去报到，那一段时间我们家都像过节一样，每天家里都挤满了乡亲，我们被浓浓的幸福包围着！
二姐的理想，在1978秋天放飞；我们几个弟妹在她的带领下，沐浴改革开放的阳光，在晴朗的天空下，在知识的王国里放飞理想。如今，物资文化生活远非30年前所比，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中，每家都出了大学生，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每当想起1978秋天发生在我们家的故事，我在敬佩二姐的同时，从内心深处感谢———那一年那一双巨人的手，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