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爱晖
三十年前，父母都在一家效益挺不错的国企工作，工资收入并不算低。可是有一个问题总让我和大哥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兄弟俩穿得总比别家的孩子破，吃得总比别家的孩子差，用的东西总没别家的孩子好。难道我们家真的很穷，比不了别家的孩子？
稍大一些后，在我们已能看明白一些事理后渐渐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没别家的孩子家活得风光，与父母“守旧”的习惯和某些陈腐落后的思想观念作祟有关。
当看到小院里的孩子们一个个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神气活现的上学时，我们要求父母也为我们买辆自行车，父母回答“两条腿走路又走不死人”。当小院里的人家家家客厅里都摆上了电视机，而我们家还是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在吱呀作响时，我们要求父母也去买台电视机，父母回答“人看人，有什么看头”。当别家的孩子已经开始吃上自家冰箱里制作的冰棍儿，我们在一旁看得直流口水时，我们要求父母也为我们家添上一台冰箱，父母回答：“冰箱有什么好，费电”。
八十年代初，街上开始流行喇叭裤。当小院里的孩子们一个个都穿上得体的喇叭裤靓靓丽丽的走上大街时，我和大哥还穿着那种大屁股肥腿的老式工装裤。当我们向父母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也要装上漂亮的喇叭裤时，父母回答说：喇叭裤是街上的小流氓穿的，老老实实，守本份人家的孩子不穿。
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会把喇叭裤和小流氓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喇叭裤和小流氓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但他们就是铁的认定了喇叭裤不能穿，如果穿了就会不老实，就会学坏，变成小流氓。我和大哥与这种奇怪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向他们列举了小院里所有穿上喇叭裤的同龄好坏孩子的名字，以证明喇叭裤不是流氓才穿的，还把院子里的一位60岁的退休老太也抬出来说事，以她也穿上了喇叭裤的事例反问父母：难道我们院里那位穿喇叭裤的刘老太也是流氓吗？
斗争到最后的结果是以我们兄弟俩顺利地穿上喇叭裤而胜利告终的。
我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因素触动了父母，让他们改变“喇叭裤是小流氓的专用服装”的观点的，可能是因为小院里那些穿喇叭裤的大小孩子们，可能是因为那位穿喇叭裤的60岁老太，也可能是我们整个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风潮影响了他们思想和观点，但父母的转变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自“喇叭裤事件”后，我们家有许许多多的事在发生着转变，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说安装电话，我们就走在了小院里的前列。当私人可以安装固定住宅电话的信息刚刚传出时，我们家就第一个递交了安装申请表，在当时，这件事在我们小院里几乎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那时我们已经上高中，当我们和父母开玩笑说“等等吧，这可是新生事物，还是等别人家都装了我们再装吧”，父母意味深长的说了句“时代不同了，不管什么事都要争个先”。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安装有线电视，购买摩托车，还是买电脑，安装网络宽带，我们家总是比别人家领先一步。这种事事争先的思想理念的转变最终给我们家带来的结果是：由小院里经济状况最差的一家，挤身于小院里富裕之家的前列。
数年前，我所在的单位经营状况出现问题，眼看着铁饭碗难保，我有了辞职下海单干的念头。当时在做这个决定时，我最担心的就是来自父母的阻挠。当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一想法告诉他们时，没想到竟得到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并主动的问我启动资金够不够。
我无法理解在国营企业呆了一辈子，端铁饭碗端了一辈子的父母是如何一下子就能够接受“个体户”这个新生事物的，回首30年前，他们思想理念的巨变不禁让我唏嘘感慨，思绪万千。
一场社会变革，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面貌，但要想彻底地转变一个家庭里每一代人的思想理念，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想它给我们家带来的最丰硕的成果绝不是崭新的商品套房、电脑、互联网、私家车，而是一代人又一代人思想理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所有处于这个变革时代里的家庭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