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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机的故事

2018-04-04 阅读: 出处:大理日报7版 作者: 编辑: 
 

    □ 杨训波

    我出生在一个名叫花椒箐的村庄,村庄隶属于南涧县无量山镇卫国村委会,机缘巧合,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一年,我出生在这个藏在哀牢山深处的小村庄里。40年来,我见证了家乡的变化,见证了中国的强大。现在,我想讲讲照相机的故事。
    我年幼时,村里还没有通电通路,处在一个交通基本靠腿、通讯基本靠吼的状态。当时,村里人所能接触到的现代文明可能就是照相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外面的照相师傅们都会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地到村子里给村民们照相。他们一般会选择春天桃花盛开的时节去,因为只有那时候,村里才出现些外地人所说的美丽风景。那些年,照相师傅们往往是拍了照、收过钱、记下地址后就走了。当村里人似乎都已忘记了照相这件事的时候,照片却通过邮差的手,不期然地来到村人面前,让村里人得到一种额外的享受。说是额外,是因为照相的享受,早在拍照那天就已享受过了。为了要照相,村里人都要洗洗头,换上新衣,然后正襟危坐地坐在小凳子上让照相师傅拍照。
    记忆中的第一次照相,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家院子里坐着一个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的中年男子。他的胸前挂着一台机器。村里的一些人穿着干净的衣服聚在那里。家里突然来了那么多人,一下子显得热闹异常,这让我喜欢不已,连忙跑进屋放下书包就跑到院子里。院子里很多人都在看照相师傅照相。看了那些人像,我似乎瞬间就理解了“照相”的含义了。所谓照相,也就是通过机器把你的“相”画下来,如此而已。我记得,当时,妈妈早已洗好了头,她让我也洗头,然后我们都换了衣服,然后坐在家里堂屋门前拍了一张照。因为照相师傅在我家吃了一顿饭,所以那次照相,师傅并没有收钱。几个月后,相片寄回来了,别人家的都是黑白照,而我家的那张,照相师傅给我们加了点色彩,有点类似现在的彩色照片。
    记得我小学毕业前夕,班主任们就开始商议照毕业照的大事了。他们反复在商量,最终定下日子定下要请的照相师傅后,专门派出老师到外面去请照相师傅来到学校,通过这么多周折,毕业照最终才算照成。我记得,那时的照片已是彩色照片了。
    在白达小学上了两年小学后,我顺利地考起了设在我们乡政府所在地的南涧县第三中学。当时,哥哥已开始玩相机了。当时他便把自己用过的相机给我。因为用的是胶卷,电池也是一次性的,所以我并不敢随意使用,只有到节假日才会拿出来拍拍。当时,依然有许多照相师傅趁着毕业季,深入到学校给毕生生拍照。我的高中是在南涧县城上的。当时,县城里已有三家照相馆了。那时候,高中毕业生中已流行到照相馆里拍艺术照了。往往是拍好一张照片,加洗出几十张来,压上膜,赠送给朋友。我自己倒没有去拍过,却收到过好几个朋友送来的“玉照”。那些年,和小学、初中不同的是,已很少有照相师傅来到学校找“市场”拍照了,而是学生们主动上门“求照”。
    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在昆明上学,自己花了600多块钱买了台相机,周末或节假日拎着相机去拍照。那时候,我们用的是被通称为“傻瓜相机”的胶卷相机,因为胶卷很贵,所以每拍一张都要选好角度,把握好时机,然后才按下快门,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就拍一张,拍完了一卷胶卷,又要拿到照相馆请人冲洗。
    转眼进入新世纪,我也大学毕业回到了到一个名叫乐秋的乡镇中学教书。当时哥哥已用上了数码相机了,他把一台傻瓜相机给了我。因为在乡下教书,我拍照不多,对于相机的发展史也没有去关注过。因为每年接的都是毕业班,又任班主任,所以一到毕业季节,就会有照相师傅打电话来联系拍毕业照的事宜。我们几个当班主任的总是要对比一番,最终选定一家,然后打电话通知拍照的日子。拍照的日子一到,摄影师们就开着车来了,远比我们小时候拍毕业照时候方便多了。
    机缘巧合,教书七年后,我被调到南涧报社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照相就成了我工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我接触的都是用胶卷的“傻瓜相机”,粗略算下来,这几年,自己也玩坏了五台相机,只有最后一台至今还摆设在我的书柜里。如今,转眼在报社工作已有九年多时光了,我在单位也先后使用过四台相机了,从佳能到尼康再到索尼。时光的脚步飞快,但科技进步的速度似乎比时光的脚步还快,也就近两三年时间吧,手机的照相功能越来越强大,似乎每个用手机的人都成摄影的人了。去年的清明节期间,回到老家,我惊奇地发现,村里只要有手机的人,也和外面的人们一样,随时随地都在用手机拍照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照机已进入一个全民摄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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