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子民

    我的两地书主要出现在恋爱阶段。那时我们俩被分配在山区工作，虽同是山区，但两地相距百多里路，加之交通不方便，见一次面相当的不容易，维系感情的纽带全靠鸿雁传书了。

    那是七十年代后期，我在一个山区小镇文化站工作，她在另一个山村的中学教书，两地相隔百余里，但写封信至少得一个星期才能收到，比现在美国寄信到我们这花的时间还长。因此，盼信就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县城的邮车到不了山区，报刊、书信由邮递员乘农村班车送达。班车约每日12点半到小镇，我基本上都会以取报刊为名，准时等候在镇邮电所里。等邮电所工作人员分发报纸时，我就翻寻信件，此时的心情随信件的翻动而跳跃，一旦看见我那熟悉的字迹，便难掩激动地喊着：“这是我的信，我拿走了哦！”邮递员都是熟人，知道我在等什么，他们也都会心地笑着说：“拿去吧，省得我送了。”如果没有我等的信，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我仍不死心，反复翻找着，为避嫌疑，我会说：“找找我看中的邮票。”小镇不大，镇直机关的人都熟，向他们讨要点信销票不是什么难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在等女朋友书信的同时也忙起了“第二职业”——集邮。

    盼到了她的来信，我舍不得当场拆阅，一般都会拿回站里，吃过中饭，于午休时躺在床上幸福地阅读。其实那个年代的恋爱信没有缠绵，没有“爱”呀、“吻”呀之类的语言，有的是工作上的交流，事业上的憧憬，顶多也不过体贴地问问身体怎么样，要注意冷暖等。记得最清楚的一封信是她回答我胆大妄为地提出“结婚”的话，她信中说：“现在正是我们年轻人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也是我们学习知识、锻炼自己的时候，至于你说的事那是遥远遥远的将来的事。”这两个“遥远”成为我现在经常戏笑她的话：“真是一个马列主义小老太，还遥远遥远呢，要不我们不也早有孙子了？”说老实话，那时的我们确实很单纯，一心扑在工作上，仿佛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恋爱了五年，书信交往了五年，直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婚姻堡垒还没有攻下来。书信在继续，不过，她的信由直呼其名，到去姓留名，再到单呼一个爱称，信封也换成了漂亮小娃娃系列的卡通信封，邮票更是顺应我集邮需要的成套的儿童邮票或寓言邮票。信的内容由工作、学习为主改为生活、家庭为主了。

    五年的书信史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史，我把这五年的百多封信装订成册，保留至今，不时翻阅，为我们的爱情保鲜。人生苦短，但情意绵长，我的两地书不因为我们年龄老去而有所改变，它把美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这也就是如今的电子邮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