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洱漫谈⇨ 吴棠 专栏

    春节按千年传统习俗，是国人追求福寿安康，体现亲情、乡情，寄托美好、幸福生活的喜庆节日。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有“难过年”，“不过年”的年代。

    1958年的“大跃进”，有史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全部实行凭票计划供应：粮食按大人、小孩不同年龄段，职业按不同工种，订出定量凭购粮本或粮票供应，多数时间还要搭一定比例的杂粮。买肉要肉票；鸡蛋、红糖，产妇和重病号才能享受；买布要布票，连棉线也要票；香烟、白酒等等都要票。简而言之是“民不聊生”的“票证年代”。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春节，城镇居民得到的肉食供应，是以“两”为单位。其它就不细说。不过有几件身边小事却记忆犹新：有一年春节食堂无肉可供，小组上一位家在农村的库师傅说：农村最急缺的是照明用的电灯泡，一只灯泡可以换一条狗。大家商议后就用灯泡换来一条狗，当然是瘦狗。架火熬煮后，喝到一碗汤也算沾了点油气。又有一年情况略有好转，每星期六晚饭可以吃到一次荤，固定的菜谱就是红烧肉或回锅肉。头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形式上读“两报一刊”社论，讨论的是猜测、打听明天卖哪种肉？关乎到去食堂排队是争前，还是往后？组上毕业于中央大学的老王精心研究，总结出一条“秘笈”：“卖回锅肉时排队要晚去，卖红烧肉时要先去”；因为回锅肉的油是坠底，红烧肉的油是浮在面上，争的就是这一点小小的油味。

    生存艰难的年代，也遇到过意外的惊喜。有一年春节食堂竟分配到几箱冷冻蛇肉，从包装箱上的外文看出是出口商品，可能是检验不合格或其它原因，积压转为内销。节前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免票卖两种商品：阿尔巴尼亚毛毯和伊拉克蜜枣，均为进口原装货。毛毯深灰色，质地粗糙，但是纯毛不假，厚实耐用。蜜枣个大、无核、果肉多，透明塑料包装，一封约有半斤，价廉物美。在水果硬糖都要票的年代，这种甜果大受欢迎。后来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就不再能买到了。

    再往后就进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的浩劫十年。春节属于“四旧”，被“扫除”，无人敢公开过节（边远山区农村除外）。到了上边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民间似乎并未忘记老祖宗传下来的过年这回事，决策者只好提出可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三十晚上吃“忆苦思甜饭”，杂粮加野菜，不能沾油荤。高唱《东方红》和人人会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饭后早早睡觉，因为年初一仍然要出工，农业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工厂要争创高产夺取“开门红”。

    “万马皆喑”的时代终究要过去，历史翻到新的一页。19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物资丰富，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供应被取消。“衣食足，礼乐兴”，春节习俗又复苏。但是30年来仔细观察，春节礼仪有变和不变的两种表现。年三十晚的亲人团聚吃年饭没有变，但在城市里有的人嫌在家做菜麻烦，干脆到饭店去订筵席。给小孩压岁钱不会变，改称发红包。春联、门神照样贴，可是一街看过去，多数是从年货街买来的红底、金粉字的印刷品。内容雷同，少有新意。手书自撰对联，除了像剑川、鹤庆、巍山等县，下关是很少了。近年下关兴起一股到寺庙“抢烧头香”的风气，年初一看谁最先到将军洞李宓庙燃头一柱香，求财、求福、求好运。

    “欢欢喜喜辞旧岁，热热闹闹庆新春”，应是过春节的主旋律，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在《乡愁》：“乡愁是一张薄薄的车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每年春节，在外忙碌了一年的打工者，归心似箭的学子，都在为买车票，挤火车而发愁；有的人过完节，钱袋空空，精疲力竭。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固有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人情礼仪趋于淡化，连“老外”都感觉到了。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记录道：“现代科技手段把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都弄丢了。过节只发条短信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显得淡漠了许多。我在中国很久没找到过节的兴奋劲了”。其实发短信也是祝福，只是表达心意的方式不同。时代在前进，节庆礼仪的变化不可避免，我们只能以冷静、平常的心态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