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中兴

大理市古城文化馆内，收藏着一块用汉字记录白族口语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古碑，因是用“三七一五”（即每四句为一首诗，前三句为七个字，后一句为五个字）的白族民歌体格式写成，人们把这种格式叫做“山花体”，所以又把这块碑叫做“山花碑”。

山花碑原是嵌镶在大理县喜州圣源寺南耳房的墙壁上，碑文竖行十三行，每行四十字，其中第九行为四十一字，因“朝”字抬高了一格，最末一行只有三十九字，全诗共二十首，计有五千二百字。每首诗二、四句押韵，用白族话朗诵起来，朗朗上口，音调十分铿锵悦耳，婉转动听。

山花碑的内容，主要是歌颂大理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大理国时代治化的情况，结尾是作者悲观厌观的感叹。诗中描写大理风光的部分，笔触所至淋漓尽致，把上下两关的险峻，苍山洱海的雄奇以及“钟震神都”、“玉局夏云”、“洱海秋波”、“风花雪月”等名胜古迹，概括得一览无余，可以说是一首纯朴优美的写景诗。此外，歌颂大理国的治化和流露颓废思想的部分，是其糟粕，应持批判的态度。总的说来，全诗一览，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是研究古代白语和白族文学的重要实物资料。洱海，是白族的摇篮，据今在苍山坡陀、洱河两岸所发掘的大量新石器遗址来看，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有白族的先民生息、劳动、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从古代文化的特征来看，受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较大，汉、唐以来又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而白族没有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而是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这即明杨慎（升庵）在《滇载记》中所说：“碑文……稍为删正，令其可读。”石钟键在《大理喜州访碑记》中亦说：“白文就是当时民家人所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十之八、九借用汉字，新奇字不过占十之一、二，在语法上则又稍稍有不同，不过是借用汉字来写他们的口语罢了。”在山花碑中，也只有少数几字是汉语里没有的，如“侣”（这），“阿解”（许多）“口欲”（蝉鸣声）等，而且这些文字也不过是作者根据汉字加以增减改出来的。

“山花体”这种白族诗起源于什么时候？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认为：“山花体白文诗，其历史甚远，可能导源于唐代，下迄明代尚流行士大夫之间，如杨黼山花诗及杨寿碑等是也，”至今在大理白族地区所流行的大本曲唱本，仍是用山花体这种格式。

大本曲是用汉文记录白族语音的演唱本，又叫做“本子曲”，每遇节日，一人说唱，一人三弦伴奏，其数多为“三七一五”也有“三五二七”或“七七一五”的格式。曲这种文艺形式，在过去被封建的士大夫们所歧视，认为“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流行于“市井”，一般在官修的“正史”中，很少有它的地位，然而在《五代会要》中还载有《南诏上大唐皇帝舅书》附有转韵诗章，诗三韵，共十联，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最早记录大本曲的史料，收集到的大本曲还有《火烧磨房》(又名《兰季子会大哥》）《摇钱树》《双槐树》《王素玲观灯》《上关花》《鹿角庄》等数十种。

大本曲的唱腔有三腔、九板、十八调。三腔一般指南腔、北腔、海东腔三个艺术流派；九板一般指平板、高腔、黑净（又名落落板）、大哭板、小哭板、阴阳板等，这是大本曲的主要唱腔；十八调一般指新麻雀调、老麻雀调、螃蟹调、放羊调、花谱调、家谱调、琵琶调、花子调、上坟调、祭奠调、阴阳调、起经大会调、拜佛调、问魂调、思乡调等，这多为民间小曲。大本曲的唱腔悦耳动听，内涵极为丰富，是祖国民间音乐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从明代的山花碑，到今天大理地区所流行的大本曲，都是用汉文记录白族口语的诗曲，其格式多为“三七一五”，由此，可看出自古以来，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云南边疆和祖国内地的思想、文化上的密切关系。